段颖：城市化抑或华人化——曼德勒华人移民、经济发展与族群关系之研究

【作者简介】段颖，云南昆明人，人类学博士，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摘要】曼德勒为缅甸第二大城市，也是上下缅甸交汇之处，人口、物资、信息的频繁流动与多元的族群文化共同构成了曼德勒复杂多样的城市风景。随着缅甸的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曼德勒的人口构成、社会阶层与城市空间也随之发生转变。华人移民的迁入与增长，引起了曼德勒城市华人化的论争。事实上，曼德勒城市景观的变化，并非华人单一促就，而是现代化、城市化等内外动因共同作用下的社会后果，因此，需综合曼德勒华人移民、经济行为与族群互动，以及三者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曼德勒的城市化，以避免族群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成见。

【关键词】曼德勒；城市化；华人化；景观；族群关系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0年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002036-23000-319101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00480812)阶段性成果

 

 

在社会科学领域，城市问题已不是什么新议题，但是，关于城市的体验与探讨却时时充满着新意。作为一个人群高度聚居的空间，城市本身即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秩序井然与混乱不堪并存。城市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一方面是政治、经济的产物，意识形态暗含其中[1]，权力与秩序也依托城市的空间与布局得以展现[2]；另一方面，城市也是一个意义体系，表达出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念及其对城市空间的想象、生产与建构。[3]当然，城市更是一个社会生活空间，族群、宗教、性别、空间、边界、阶层、移民、消费主义等社会关系与问题都在蕴含于城市这个多元、丰富、复杂的场域中。[4][5][6]

因此，城市问题带给我们的更多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空间与结构散漫的论域，在错综复杂中，常规知识往往不再那么奏效。[7]无疑，工业化、技术变革、现代化、国家权力、整体规划都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但是，不同的民族国家建设与社会构成，不同城市的经济、人口、族群、阶层、移民以及相关之空间生产的差异，或是同一城市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状态的变化，都使得城市化进程显示出诸多不确定性以及多元多样的面貌。这就需要我们结合经验事实，关注地方文化与生活方式，从微观景象和不同层面剖析、揭示城市诸多社会文化现象之后的意义与本质。[8][9][10]

20世纪80年代末，缅甸军政府推动经济改革，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促成了曼德勒的城市人口结构、族群分布与人文景观的变迁，随之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后果。曼德勒华人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角色使其成为城市化进程的有力推动者，但华人与缅族之间在社会阶层、经济地位、公民身份等方面的差异随之也引发了一系列假“曼德勒之华人化”之名的族群矛盾与社会问题。由此，基于上述之理论视野并结合人类学之田野调查(2006－2007年)，本文旨在叙述曼德勒城市发展的历史背景与人口结构，分析族群空间与城市格局的形成及其相互之间关系，进而阐明城市化进程中曼德勒华人移民、经济发展与族群关系的本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和意义，为理解城市族群问题提供一面可鉴之镜。

一、曼德勒:古都与华埠

曼德勒城始建于19世纪中期，为缅甸雍籍牙王朝的首都。1885年，英军侵占全缅，雍籍牙王朝灭亡，曼德勒随之成为缅甸的末代皇都。曼德勒市现为曼德勒省省会，也是缅甸第二大城市，城市面积107.2平方公里，下辖5个镇，86个区[11]，人口估计约103.4万(2010年)。[12]作为上下缅甸的交通枢纽，曼德勒是缅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也是缅甸重要的工业区与商贸中心。

曼德勒因临近缅甸古都阿瓦，故旅缅华人华侨又称其为瓦城。目前，曼德勒省华人、华侨约40多万，曼德勒市华人、华侨约7万多，其中华侨300多人。[13]根据各同乡会在册人数统计，就省籍而言，其中以云南人居多，约占总数的66.4%；福建次之，约占总数的22.1%；广东人再次，约占总数的8.8%，多省籍华人最少，约占总数的2.7%。曼德勒华人多以经商为主，涉及领域包括汽车制造、五金百货、电器维修、教育、医药、餐饮、酒店、珠宝、纺织、木材、玉石、土产、水泥等。祖籍不同的曼德勒华人保持了各自不同的语言及风俗习惯，表现在家庭生活、饮食习惯、婚丧嫁娶和岁时节气中。而随着地方化进程的深入，曼德勒大多数华人信仰佛教，穿着纱笼，在公共场合以缅语为日常用语，缅甸节日如泼水节、点灯节等已成为他们生命周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曼德勒市究竟有多少华人，一直没有一个确切数字。原因在于，一、缅甸自1983年全国人口普查后就没有再做过人口调查，之后的人口数都是按照人口增长比率估算之值；二、缅甸对华人身份的政策不断改变，不同标准之下的华人数量自然不同；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许多华人陆续从上缅甸地区迁入曼德勒，由于迁移方式未必合法，故不一定在政府注册登记；四、出于不同原因，一部分华人不愿到同乡会登记，造成各同乡会统计远小于实际人数；五、由于数字信息来源不同，也使曼德勒华人人数统计相差很大，少至同乡会记录的5万左右，多则如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统计的10万。[14]

二、曼德勒华人移民历史

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质，不单体现在城市结构、功能、景观等层面，而且也与城市中的人口布局、贸易网络、外来移民等动态因素相关，因此，城市人口的变化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后果，既反映出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同时也使关于城市生活的记忆随着城市移民的历史逐渐呈现出来。[15]目前生活于曼德勒的不同省籍的华人，其移民、定居历史也各不相同。一般而言，曼德勒早期云南移民主要来自中国滇西一带，他们早在缅甸雍籍牙王朝(1752－1885)就已活跃于中缅两地，大多以马帮经商为生。据曼德勒城郊洞缪观音寺重修碑记记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汉兵奏凯后，继以两国修睦，商人渐进，丝棉往来，裕国通商。”敏董王迁都曼德勒之后，都城日渐繁华，善于经商的华人也随之迁至。

早期云南移民或直接沿陆路南下缅甸，或从水路顺伊洛瓦底江经八莫市到达当时的京城曼德勒。这些云南人频繁来往于中缅之间，并在两地建立家庭，很多人在云南已有家室，来缅经商后，又在当地娶妻生子，他们的缅甸妻妾被称为“缅婆”。生活于缅甸的广东、福建移民大部分从海路出发，先到达仰光、毛淡棉等地区，其中一部分华人由于经商、谋生的需要逐步北上，最终定居曼德勒。而其他省份的华人则多为远征军后裔，他们不愿回到中国参与内战，于是脱离部队，定居当地，并多与当地华裔结合。

20世纪40年代末，缅甸、中国相继独立，民族国家建设、国家疆界的确立使得大规模移民骤然减少，缅甸各地的华人人口总体上逐渐从移民过渡为自然增长。尽管如此，上缅甸地区仍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经历了3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1、从云南到掸邦；2、从掸邦到东枝、曼德勒；3、从掸邦到东枝、曼德勒再到仰光)，并对上缅甸以及曼德勒地区的华人分布与城市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次大移民(20世纪40代末及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推行土地改革，出于对新政权的疑惧，大批云南边民(包括地主、富农及地方民团等)移居上缅甸地区。此外，国民党军残部也败退缅甸，之后，部分士兵决定不再跟随部队，留在当地，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这一批移民绝大部分散居缅北掸邦以及缅甸中部曼德勒等地。当然，即使新中国建立后，以合法及非法途径从云南边境进入缅甸的华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还包括在诸多社会主义运动中逃离中国的人士，他们最初多暂居边境地区，待时机成熟又逐渐南迁，不过此类移民人数较少，大部分乃留居缅北，迁徙时间也比较偶然，多属零星移动。

第二次大移民(20世纪70年代)。当时，缅政府为抵制日益壮大的缅共势力，默许原国民党残余部队组织自卫队。在60年代，自卫队势力曾一度控制缅北掸邦，其中部分自卫队则靠走私、贩毒等非法活动为生，并成为一大地方武装势力，引起缅甸军政府的警觉。70年代中期，缅共势力逐渐减弱，政府顺势撤销自卫队，令其缴械，由此引发缅北人口的大迁移。自卫队中绝大部分士兵为云南人，解甲归田之后便散居掸邦，经济条件较好者则开始向更大的城市如东枝、曼德勒迁移。

第三次大移民(20世纪90年代)。1988年后，军政府继续执政，开始着手处理国内的民族冲突、武装割据与地方叛乱等问题。经过多方协商，各地武装反抗组织相继与军人政府妥协，实现民族和解。缅北由叛军控制的“黑色”地区逐渐成为由中央政府军控制的“白色”地区。原来生活于叛军地区如掸邦、腊戌等地的大批华人再次借机涌入各大城市，其中大部分依靠亲朋或经商关系移居曼德勒。而此时一部分曼德勒华人也因经商和发展需要移居下缅甸(以仰光为主)。

纵观上缅甸地区近半世纪的移民历史，以及由此引发的曼德勒城市生态格局的变化，不难发现，曼德勒成为大部分上缅甸华人理想的移民之地。原因在于:一、曼德勒位于缅甸中部，是沟通上下缅甸的重要枢纽，既有利于华人维持与上缅甸地区的商贸联系，又有利于拓展与下缅甸相关的商贸往来；二、曼德勒虽为缅甸第二大城市，但较之于原首都仰光而言，政治气氛相对宽松，也为华人社会活动留有一定的社会空间；三、曼德勒为华人聚居的城市，又以云南人居多，相对于涵化程度较深的下缅甸而言，华人文化、传统、风俗、语言保留较好，大多为云南人的上缅甸移民因此较易融入当地的华人社会。经历3次移民之后，曼德勒如今的华人族群人口分布逐渐成形，并对瓦城的经济发展、族群空间与城市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族群空间与城市景观

城市的族群景观往往多元复杂，不但涉及城市的人口构成、不同族群的移民历史、居住状况、日常生活、族群的经济生活与职业分布，而且也关乎族群与空间以及各族群之间的互动与权力关系。

换言之，城市空间的生产蕴含着空间之内诸事物内在关系的生产与再造[16]，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就此，城市景观中的族群空间对于理解当地族群的特征与认同，以及特定族群对其居住城市的认知、想象与实践，显得尤为重要。[17]曼德勒城市呈棋盘状，由不同的方形街区组成。每个街区事实上都构成一个生活单位，除住宅外，还有一些当街的杂货店和餐馆。城中也有集中于某一街区的市场，集中销售布匹、香料、电器、农产品等。曼德勒综合型的商业中心则位于火车站附近，那里建有现代购物中心、超市，售卖进口产品，高消费的餐馆、政府部门则多位于皇城周围。由于曼德勒偶尔会遭到反政府武装袭击，故进入商贸中心时均需安检。

缅甸为佛教国家，在曼德勒，佛寺遍布各街区，供人敬拜礼佛，但佛寺中一般没有或只有很少僧人常驻。大多僧人均生活于城郊(或市区较大佛寺)的寺院与静修中心。曼德勒的其他宗教场所如卫斯理教堂、印度教寺庙、清真寺、华人清真寺等则散布于各个街区。清真寺所在的街区多为穆斯林聚居地，华人穆斯林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几乎不与其他穆斯林族群一起礼拜。作为殖民遗产，基督教与天主教堂大多坐落于城中显要位置，但周围并非教徒生活之地，教徒仅在宗教活动时才聚集于此。

曼德勒华人多聚居于商贸中心地带，这与大多华人以经商为生相关，居于闹市，有助其商业活动。华人多采取“前店后院”居住形式，即当街为铺面，后院为住家，或一楼开店，二楼住人。唯有生意持续发展，规模扩大者，才另一择新址，建厂建房。无疑，商业活动构建了华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空间，并带给华人收入、意义、身份与生活风格，共同和私人的经验交织其中。[18]当然，由于华人移民历史、经济状况不尽相同，所以除去主要的商贸中心地带之外，部分华人也散居于曼德勒市区各地，构成曼德勒华人聚集与散居并存的空间格局。

事实上，曼德勒华人族群的人口结构、聚居特征与空间分布的形成是一长时段的渐进过程。除去商业与经济动机之外，城市治理与民族国家进程等内外因素也影响着城市族群空间的形成。如，1984年4月瓦城大火，全城一半以上房屋毁于一旦。[1]在城区重建过程中，很多收入较低的缅族居民无力建房，遂响应政府号召，将土地卖给政府，政府则为其在城郊建设新区。政府收购这些土地后，除一部分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其余则在市场上高价出售。在追逐“理性”的资源配置中，城市空间被商业化、碎片化[19]，不少华人借机购得城区中的地产。由此，华人在曼德勒城市中心地带的聚居更加成形。

20世纪90年代，缅北地区的武装力量与缅甸军政府达成民族和解。这也使得原先居于上缅甸地区的华人有机会南迁至更加繁荣、稳定的地区，其中一部分华人(包括原反政府武装力量的高级官员、商人)资金雄厚，且意图转向正道。[2]他们携大量资金移居曼德勒，在市区投资房地产、酒店、餐饮与旅游业，有的甚至与政府合作，参与政府基础建设工程。由此，华人新移民、官商共谋促成了城市的空间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并加速了曼德勒的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也进一步使华人在曼德勒城市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当然，并不是所有从上缅甸迁至曼德勒的华人都具备经济优势，很多人也因为谋生、发展，甚至子女教育而迁移至此。大量华人的南迁导致市区房价地价上涨，因此，大多新近迁入的华人最初只能在市区租房居住，或在郊外新区购置房产，并与缅族杂居。而在城郊新区，华人“聚族而居”的现象也逐渐增多，新移民在买房置地时多会考虑与华人为邻，以求习惯相近，生活方便，并使华人之关系网络继续在城市场景中发挥作用。[20]当然，一旦生活有所改善，这些华人仍希望能搬到城区，以求进一步发展。

此外，会馆与华文学校构成了华人在城市景观中另一族群空间。曼德勒共有华人社团24个，主要社团为云南同乡会、福建同乡会、广东同乡会、多省籍同乡会等，各华人社团虽各不相同，但宗旨多为团结华人，参与社会事务，为其成员谋利。会馆大都坐落于城中华人居住的街区，岁时节气、婚丧嫁娶等生命礼仪均会在会馆举行。曼德勒的3所华文学校(福庆、孔教、明德)都位于市区。由于缅甸军政府至今都未正式批准华文教育，华文学校教学均处于半公开状态，只能早晚开课。各校校董事会成员大多由各同乡会会长、理事兼任，他们之间的重叠关系[21]，构建出华人社群的互惠网络，同时体现出社会组织在华人城市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会馆和华校构成了曼德勒华人活动的公共空间，在缅甸国家与社会疏离的状况下[22]，两者对维持华人社会的秩序与运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岁时节气所组织的各项仪式创造出一个有序的时间连续体与社会空间，华文教育、敬老会以及优秀学生奖金的发放则彰显了华人社会之道德伦常，相应之规范与秩序暗含其中，这既延续了华人的文化传统，又使华人在变化不定的生活世界中感受到安全、稳定，共享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将华人引入共同的族群生境(niches)与想象空间[23]，从而强化了他们对华人共同体的归属与认同。此外，华人公共空间的塑造，也是一种时空统一性的重建，反映出华人对城市权利的策略表达。

此外，华人会馆也成为曼德勒华人表达其融入当地社会的社会空间。各个会馆大多以佛教善堂的名义向政府注册，几乎所有会馆中都建有佛堂，若遇重大活动，华人也会邀请缅甸高僧到会馆讲法祈福，并以会馆名义举办慈善活动、修桥建路等。由此，“佛祖保佑”一方面体现出华人对缅甸主流文化的融入与能动调适；另一方面，佛教本身也是华人民间宗教的组成部分，反映出缅、华文化的亲合关系。同时，华人还运用蕴含在社会空间中的历史记忆来表达其对缅甸社会的融入与认同。

如曼德勒云南会馆在编修馆史时将敏董时代的侨领尹蓉协助缅王治理国事，并设计建造皇宫的传说当作“正史”写入《史略》。如今，尹蓉的事迹已在华人社会中广为流传，而传说的史实化，体现了文本的创造，传统随之发明，最终嵌入华人的共同记忆，作为华人凸现其在缅合法身份的文化政治，强调了华人融入缅甸社会的悠久历史，并成为在平等公民身份缺失的情况下华人澄证在缅生存合法性，表达公民归属(cultural citizen ship)的重要依据。

由上可知，曼德勒城市景观的形成乃一渐变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华人族群的迁徙和流动、族群文化与经济发展、职业与社会阶层分布、城市商区的地理格局均成为形成曼德勒城市空间的重要因素。此外，曼德勒华人对于城市的认知，也嵌入了城市景观形成的过程中，尤其是族群空间的形成，不但表达出华人意识与群体认同，同时也反映出作为市民的华人对曼德勒的情感与认知、对城市生活的体验及其对城市文化权利的表达。与此同时，城市景观也承载着城市发展的社会记忆，不同历史时期城中发生的诸多社会事件，以及外部世界对曼德勒城市格局的影响，也跟随时间逐渐沉淀，并在城市空间的延伸与变化一一呈现出来。

四、城市化与华人化

在多族群共存的城市，大多存在各族群共同塑造城市景观的局面。族群空间的存在，一方面体现出城市文化的多样特征；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以族群为边界的分隔。城市景观与都市生活因此可能被赋予了某种经济与象征意义，甚至形成偏见，进而成为族群矛盾甚或冲突的根源。如，耶路撒冷的族群分区，使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虽身处同一城市，但却生活在绝然不同的社会世界，关系疏远，彼此对立。[24]曼德勒城市的族群空间不像耶路撒冷那样界限分明，因为经商需要，华人既集中于城市中心地带，又散布在各个街区。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与互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华人与缅族的疏离，但职业选择与社会阶层的分布，却又使缅族和华人面临新的区隔，这种区隔与族群空间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新一轮的族群议题，即曼德勒的城市化与华人化问题。

的确，随着曼德勒日趋繁荣，越来越多的华人迁居至此。如今，在曼德勒存在着这样一种说法，“20多年前，如果你问人哪里是唐人街，或许还会有人告诉你在什么地方，现在，你若再问同样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会和你讲瓦城到处都是唐人街，整个曼德勒就是一个华人城。”但是，当我将这样的说法转述给曼德勒的华人朋友时，一部分人却为此担忧，回顾历史，缅甸华人在国家建设的诸多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3]，他们非常担心因华人的再度兴盛而引起政府或民间的敏感与疑虑。上缅甸华人南迁及曼德勒华人自身的发展的确导致了曼德勒城市景观与社会空间的现代变迁，Mya直接将此现象称为“曼德勒与上缅甸地区的华人殖民地化”。[25]

但是，曼德勒的城市化是否就等同于华人化甚至华人殖民地化?简单化的对立只会使问题趋向于意识形态化。曼德勒的城市发展、华人经济与族群关系究竟如何，还需要我们从曼德勒城市化进程的不同层面及其引发的复杂社会后果说起。首先，政府控制与治理。1988年民主运动之后，军政府推行经济改革与适度开放的政策。为发展城市经济，吸引游客和外资，同时也为防止政治力量在城市聚集，1990年，军政府以“城市美化与发展”为名，发起大规模的移民计划，将曼德勒的缅族居民强制迁移至附近的小城镇，防止其再度组织游行、示威等社会活动。这事实上为华人迁入曼德勒创造了客观环境。相对缅族而言，鉴于不平等的公民身份与边缘化的政治地位，华人大多在商言商，不问政治，这也是军政府在一段时期内允许华人不断迁入的原因之一，此外，利用华人悬而未决的公民身份问题，军政府也较易控制华人人口的流动与管理。

其次，华人大量迁入曼德勒，城市人口的增多，引起房价、物价上涨，加之缅、华之间因生计方式不同而存在一定的经济差距，这就造成了地理差异的生产。[26]在曼德勒，华人社区的物价略高于缅族聚居的社区。如，在华人社区，一碗面线售价为1300缅币[4]，而在缅族社区则为800缅币。迫于生活压力，瓦城缅族多因政府迁移计划或自身经济能力有限逐渐迁至城郊，平日骑自行车到市内工作。这也是曼德勒中心地区成为“华人城”的重要原因。但是，工人阶级迁往郊区，又返回资产阶级占领的城市中心谋生，更多体现的是社会分层与极化的问题。[27]区域的划分不只是在缅族与华人之间，很多华人新移民同样因经济问题只能居于城郊，并逐渐形成新的华人社区，他们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世居曼德勒的“老瓦城人”有很大不同。由此，新旧曼德勒华人的次族群差异在城市空间与人口分布中浮现出来。

第三，尽管日常生活中缅族与华人关系大致融洽，两者之间有“胞波”[5]之谊，彼此少有族群之间的隔阂。但两者经济水平与消费观念的不同却在另一层面构成了社会阶层的差异，特别是在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与道德系统的情况下，经济往往会成为价值判断的指标。[28]以饮食为例，富裕华人经常就餐的东方屋、金鸭餐厅，一顿饭可能就要花去数万缅币，约等于普通缅甸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华人举办婚宴，每桌酒席大约六七万缅币，而缅族婚礼所设茶点，每桌价值不过两三万缅币。经济与消费的巨大差距引起缅族的不满，在敏感时期，甚至引发族群冲突，有缅族甚至将华人比喻为猪，讽刺其贪吃、浪费。可见，尽管华人地方化程度不断加深，文化涵化现象逐渐增多，族群交往也日渐频繁。但是，族群的经济差异、社会阶层、消费空间的区隔[29]却又在缅族与华人之间划出一道隐性的边界，并对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造成较大影响。

第四，曼德勒华人人口的逐渐增多，自然也对城市景观与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依凭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华人在曼德勒建起很多高楼大厦，一些缅族认为这些“现代”建筑破坏了曼德勒作为缅甸古都的历史文化景观，而华人的世俗生活与价值观念多少又影响到缅族自身的行为方式甚至宗教信仰。一些缅族知识分子由此批评、质疑华人的资本来源与经济收入的合法性，认为他们的收入大多与走私玉石、贩卖毒品有关，并将曼德勒的“华化”视作缅甸文化的异化与传统道德的衰微[30]；而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华人的经济强势，缅族也有其作为弱者的反抗方式，其中以虚假遵从、消极怠工、小偷小摸最为常见。[31]微妙的是，他们的华人雇主并非对此毫无察觉，有时出于族群关系的敏感，事情只要不影响大局，华人一般均佯装不知，视而不见。

最后，中缅关系也为影响缅华族群关系的重要因素。自中缅贸易恢复之后，大量中国制造的廉价电器、服装、日用品充斥于曼德勒乃至上缅甸地区的商贸市场，其中一部分商品还是经由非法途径流入。中国商品占据大部分市场自然对缅甸民族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与冲击。Mya直接将此现象与英国殖民缅甸相提并论，只不过英国依靠的是船坚炮利，而中国则属于经济与文化上的殖民。[32]这多少夹杂了一些缅族中心主义的叙述，其实，大部分缅族知识分子对缅甸国内政治、中缅关系以及缅甸在东盟乃至区域政治经济中的地位都比较清楚。至关紧要的是，在缅甸人心中，中国与缅甸的关系也会牵涉到缅甸国内的族群民族主义，以及中缅两国漫长的往来历史，这就会连带影响到缅甸国内缅族与华人的关系，民族主义情绪一旦介入，问题就变得更加敏感和复杂。

结语

本文探讨了曼德勒城市发展、华人移民、经济行为、族群互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试图说明城市化进程并非一个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人口聚集的简单过程，而是一个意涵丰富的实践体系以及差异彰显的过程，其中融合了国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政府管理、移民历史、人口分布、规划权力、族群关系、社会层级、空间生产等多方面因素，因此，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也显得动态、复杂。在缅甸强权弱国的政治格局之下，社会个体反而在某种意义上获得较为宽广的社会空间，不同的能动者依照自身对其居住、生存之地的理解与想象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城市空间的生产，并促进了当下曼德勒族群空间与城市景观的形成。同时，城市空间的生产也体现出曼德勒华人对公民归属的理解，通过族群公共空间的建构，彰显对城市的权利(the rights to city)，进而表达其在缅生存的合法性。

在地方化进程中，尽管华人建立了对缅甸的情感归属，并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在日常生活中与当地缅族关系良好，但是，由于族群民族主义、国家权力、族群经济、社会分层以及中缅关系等内外因素的影响，使得曼德勒城市化问题呈现出不同立场的解读，权力关系暗含其中，缅族与华人之族群关系也因此显得敏感、微妙，并映射于城市景观与空间布局之中，这就使日常族群往来平静的湖面之下时而激流涌动，暗藏危机。

最后，回到城市建设与发展。事实上，曼德勒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问题相似，仍然是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等层面的问题，是特定时空中各种内外动因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更应关注传统的断裂与延续，文化的传承与变迁，政治经济的作用以及多元文化杂糅及其如何在城市空间生存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权利与生存心态中呈现出来等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华人族群及其经济活动的确是影响曼德勒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与其说华人的发展破坏了曼德勒的“传统人文景观”，毋宁言其为现代化、世俗化、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等现代价值观念对曼德勒城市文化与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因此，在对相关问题展开分析时，需要留意族群民族主义等主观价值取向的影响，这样才能避免由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月之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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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 Brian Berry，Comparative Urbanization: Divergent Path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1981，pp. 81-83， 14-17.

[21]G. William Skinner，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1958，p. 209.

[22]Morten B. Pedersen，Emily Rudland ＆ Ronald J. May ，eds.，“Burma /Myanmar: Strong Regime Weak State? ”，Adelaide: Crawford House Publishing，2000.

[23]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New York: Verso，1991.

[24]M. Romann ＆ A. Weingrod，Living Together Separately，Princeton，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p.47-49.

[25]Mya Maung，“On the Road to Mandalay: A Case Study of the Sinonization of Upper Burma”，Asian Survey，1994，Vol. 34( 5) ，pp. 455-456.

[26]David Harvey，Spaces of Hop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 78-79.

[27]列斐伏尔: 《城市神话与意识形态》，见汪民安等编: 《城市文化读本》，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288－294页。

[29]Sharon Zukin，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P. 179-216.

[30][32]Mya Maung，“On the Road to Mandalay: A Case Study of the Sinonization of Upper Burma”，Asian Survey，1994 ，Vol. 34( 5) ，pp. 451-458， 447-459.

[31]James C.Scott，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20.

【来源】《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第67-75页。

 

[1] 缅甸自实行计划经济之后，对各种物资均实行配给制度，汽油也是如此，因此，个人一般都会将每月所配平价汽油全部买出，存于家中，到月底若未用完，即可拿到黑市中高价销售。因此，起火之后，油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2]他们的资产可能来自贩毒、走私以及非法玉石、木材等边贸生意。

[3]包括国有化运动、6.26 排华风暴等等。

[4]1人民币= 170元缅币(2007年) 。

[5]缅语为同胞兄弟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