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俊彪：作为社会转型表征的中国城市新移民
周大鸣教授新著：《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摘要】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项重要表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中国城市新移民以及这个移民群体在社会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问题，其实并不只是移民本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社会“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对于关心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学者而言，如何全面而深刻地描绘城市新移民群体的生存景况，分析造成这种景况的社会原因，探讨新移民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进路，以匡护社会正义、构建和谐社会，乃是一项艰巨的学术使命。在此意义上，周大鸣先生一书《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以及他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表率性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城市新移民；农民工；社会融合；社会边缘群体
【作者简介】吕俊彪（1968～），广西陆川人，广西民族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人类学博士。主要从事经济人类学、发展人类学研究。
公元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大陆“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一个以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主体的新移民群体，最先出现在引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并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迅速扩散到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城市。这个早先主要从事建筑施工的新移民群体，由于其成员的农村生活背景而被冠以“农民工”的独特称谓。
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存在，宣告了中国社会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自此以后，中国农民一改其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纷纷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投身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导的现代化建设当中。
然而，尽管这些被誉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手脚架”的移民群体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却因为其户籍上的农民身份而难以融入他们为之付出无数艰辛和汗水的城市社会。而即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个原先以体力劳动为主体的社会群体增加了更多智力型、经营型成员，并且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他们仍然没有被城市主流人群认为是“我们的人”。中国城市社会的这个新移民群体，也因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他们的生存境况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众多有良知的学者对于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的思考。
周大鸣先生是较早从事城市新移民群体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继出版的《现代都市人类学》《中国乡村都市化》《渴望生存》《东南沿海的散工研究》等著作，在国内外学术反响热烈。而周先生的新作——《城市新移民群体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下文简称“周著”），作为一部宏大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专著，更以其广阔的理论视野、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以及精到的理论分析，成为此一学术领域多年来难得一见的佳作。
一、移民：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表述方式
寻找更为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以便于共享并增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对于被誉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而言，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事实上，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社会，自从其出现的那一刻起，就从未停止过各种形态的流动和迁移。
在此意义上，所谓的人口流动、移民等，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自然”现象和表述方式。或许可以这样说，当前学术界所广泛讨论的移民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在古代中国社会，移民早先被视为应对“凶荒”的一种行政手段。《周礼》中曰：“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1]此处所提及的“移民”之策，即是通过迁移人口以缓解灾区百姓的饥馑问题。[2]而现当代语境中的移民，通常是指那些“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1](P10)自然灾害、战争动乱、民族冲突、土地矛盾、人口压力以及由此所导致的重大社会转型，都有可能成为移民的诱致性因素。
一般而言，移民有生存型和发展型两种基本形式。生存型移民的产生，大多源于迁出地区的推力。历史时期各个阶段的移民高潮，通常发生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剧烈的社会动乱、残酷的战争及其平息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讲，天灾人祸的规模越大、波及范围越广、持续时间越长、影响人口越众，其所产生的生存型移民就越多。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发展型移民的产生，则往往来自于迁入地区的巨大拉力。发展型移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善其自身的生活条件。[1](P48～53)当代中国社会各种类型的移民，虽然或多或少地存在某些生存上的压力，但大体上属于后一种类型，即这是一种发展型的移民。
作为社会表象的移民，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独特表述方式。在周大鸣教授看来，移民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发展方式，而大规模的移民则是“任何一个大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城市经济结构的扩展、升级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其后这个移民群体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来实现职业的代际流动，最终融入城市生活当中，从而实现城市社会的重构。[2](P12)
周先生以及他的团队侧重于从“社会融合”（Social incorporation）的视角来理解当代中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他指出，社会融合既是一个社会过程，也是终极目标。只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融合，才有可能跨越各种移民群体的边界，有效消除城市新、旧居民之间的误解和偏见，增进各种城市社会群体的相互包容。
“城市新移民”——这个由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所形成的形式各异的移民群体，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在中国社会的一种“新生事物”。这种从外地迁入（即出生地与原户籍均不在本地）的移民群体，一般多在本地（城市或城镇）居住2～5年，有合法居所、合法收入以及在本地定居的意愿。[2](P15)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城市新移民群体的成长经历了一个从被管制到逐渐被肯定的过程，其之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移民群体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移民群体最为重要的区别之处，或许就在于其所谓的“新”。这种“新”，一方面指的是移民人口在城市居住的时间不长（2-5年），另一方面，或许这是最重要的，即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促成的一种主动性的移民现象。
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被视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点。[3]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甚至可以看作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表征。只是，当这个扑面而来的移民浪潮甫一出现之时，缓慢发展的中国城市社会似乎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或许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社会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所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一些人曾经对此惊恐万状，并试图寻找“行之有效”的措施来阻止它的发生。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对城市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的担忧，采取各种限制农民进城的措施，想方设法让农业户籍人口继续留在农村，以此来缓解所谓“盲流”“民工潮”对城市管理带来的压力。
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努力似乎都没有能够实现其始作俑者的初衷。在回顾了三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程之后，周著总结了这些努力所取得的耐人寻味的社会效果：“想限制农民进城，可农民还是进了城；想控制城市规模，可城市还是壮大了而且人口数目屡屡突破控制指标。”[2](P10)周大鸣先生据此认为，城市化是弥合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城市老居民，都不应以一种排斥的姿态来看待来自农村的城市新移民群体。
在城市新移民群体出现的早期，因为缺少良好的生产技能和必要的社会资源，那些来自农村的移民在进城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主要从事建筑施工以及其他城市人口所不愿从事的职业，他们的生活际遇并不能令人感到乐观。
事实上，低廉的工资收入、恶劣的生活环境，是这个生活在城市社会边缘的移民群体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虽然随着新生代的移民群体当中融入了更多智力型、经营型的移民，而其生存状况也因为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而有所改善，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譬如新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等，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进路，周大鸣先生以及他的研究团队选择了城市移民群体较为集中的城市如广州、东莞、杭州、郑州、沈阳、成都等作为田野调查点，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工作。而作为此一研究成果的最终呈现，《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一书详细地描绘了当代城市移民群体的社会生态，并深入剖析了这种生态所潜藏着的社会文化原因。
二、中国城市新移民：一个沉默的社会边缘群体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学者大多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以“流动人口”“外来人口”“农民工”等来指称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新移民，而其研究则往往聚焦于诸如该不该让农村人口进城、城市能否接纳外来人口、是否需要控制城市人口数量之类的问题，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如何改善外来人口在城市的生存状况而展开，而较少关注他们的发展问题。周大鸣先生认为，这种按来源地（农村/城市 ）或者身份（农民/市民）来处理外来人口问题的研究取向和政策措施，其正当性是值得怀疑的。为此，他主张以“城市新移民”的概念来表述外来人口，以摆脱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而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城市社会。[2](P10～12)
较之于20世纪80年代群体成员的从业性质相对单一的“农民工”，21世纪中国城市新移民的构成更为复杂多样。城市新移民群体大致上可以分为劳力型移民、智力型移民和经营型移民三种类型。劳力型移民大多未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但工资收入略高于其户籍所在地，此一类型的移民以农村富余劳动力、城镇下岗职工为主；智力型移民一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就业门槛”和工资收入相对较高；经营型移民指的是通过投资进入城市的移民，依靠经营企业创造利润来维持家庭生计和产业发展。[2](P15)尽管从业性质不同，但这些移民都一些相近的特点，那就是出生地和原户籍都不在本地（城市或城镇），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本地居住2-5年且有在本地定居的意愿。
大规模的劳力型移民群体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中国城乡社会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落差，成为落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重要推手，而以地缘关系、亲属关系为纽带，以体力和简单技艺为依凭的迁移，则是劳力型移民进入城市的主要路径。劳力型移民主要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其迁入的目的地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个移民群体大多比较年轻，接受过初中或者高中教育，男性移民主要在建筑、运输等行业从事体力劳动，而女性移民则以产业工人为多。劳力型移民的工资收入相对较低，其月可支配收入通常只占城市（户籍）居民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2](P24)伙食、住房是劳力型移民主要的日常开支项目，约占其收入的50%，因此尽管多数人可以实现所谓的“收支平衡”，但有固定节余者不多。以简陋的出租屋为居所，以公交车、自行车为交通工具，劳动时间长、收入水平偏低，缺少必要的社会保障，是劳力型移民日常生活的普遍特点，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时常处在亚健康的精神状态之中。[2](P65)
智力型移民的形成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高等院校急剧扩大的招生规模和毕业就业政策的变革密切相关。随着国家对大学毕业生进行“统包统分”就业政策的调整，2000年以后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主要通过“自主择业”的方式来确定自己的就业岗位，相当部分农村户籍的大学生因此失去了毕业后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落户城市的机会。由于没有城市户口，这些大学毕业生只能像他们的“农民工”兄弟一样被视为外来人口的一部分。这些接受过良好学校教育的新生代移民，亦由此形成了一个日渐庞大的城市新移民群体——智力型移民。“毕业——就业——立业”是智力型移民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方式，而高学历以及相对丰富的智力资源则是他们立足城市的重要基础。与劳力型移民群体相似，智力型移民也以青年人为主体，但其工作稳定性略高、工作时间也相对短一些。不过，智力型移民的工资收入水平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么高，月收入超过四千元的智力型移民仅占受访者的一成左右。此外，尽管这个新移民群体的生活看起来更加时尚，但他们在住房、社会交往、娱乐、社会保障、社区参与与身份认同等方面，与劳力型移民并没有显著差异。
如果说劳力型移民和智力型移民这两个年轻的移民群体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打工仔”“打工妹”的话，那么经营型移民或许可以说得上是“老板”一类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年龄稍长，大多已经结婚、生子，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有中等教育（初中、高中或者中专）的学历背景，生活阅历较丰富，谋生能力也更强。经营型移民群体有相对较高的工作稳定性和经济收入，据统计有接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的月可支配收入超过四千元，是城市新移民当中收入水平最高的一个群体。与此同时，这个群体每月的支出也更大。由于不少经营型移民已经成家，除伙食、住房仍然是主要的开支项目之外，养育孩子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经营型移民群体的社会生活相对复杂，因为有了更多“养家活口”的责任，他们的工作压力比较大，但由于他们的心智更为成熟，家庭生活也比较完整，因而这个群体对现状的满意度相对较高，而他们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也更加强烈。
相对于那些仍然留在原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而言，在城市谋生的中国城市新移民群体的经济收入更高，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的社会生活更加丰富。然而，尽管这个移民群体早已成为中国城市社会的事实成员，但由于城市管理制度设计上存在的问题，相当部分的移民群体仍然游离于城市社会生活之外。无论是在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社区建设，还是城市管理，这个群体都缺乏必要的话语权和应有的参与机会。而“城市原住民”对城市新移民群体的歧视和偏见，则使他们的社会融入变得十分艰难。或许是因此之故，城市新移民——这个缺少社会发展话语权的沉默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的身份认同也变得游移不定，那种“无家可归”的漂泊感在年轻一代移民群体中尤其深重。
事实上，无论是劳力型移民、智力型移民还是经营型移民，社会融入都是他们目前所共同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对于这些城市新移民来说，物质生活上的许多问题或许可以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自身的努力而逐步得到克服，但若要真正融入城市——这样一个似乎并不属于他们的社会，却远非一朝一夕之事。因为，城市新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虽然从表面上看是这个新移民群体对于城市社会的适应与融入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各种社会力量反复博弈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基础薄弱、缺乏应有的制度支持和社会资源的城市新移民群体，无疑是其中力量最小、最缺少话语权的群体之一。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沉默的社会群体，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他们也在不断改善的生存环境当中逐渐壮大，成为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
三、渴望融入：来自城市社会边缘的“寂静之声”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逆城市化进程。旨在加强城乡人口管理的户籍制度的实施，不仅严格区隔了城乡人口的社会身份，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更进一步扩大了城市与农村之间本来已经十分巨大的差距，把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户籍人口排斥在城市发展之外。户籍制度的制定和落实，固然有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种种考虑，但在相当程度上却是一种被扭曲了的社会发展理念的反映。而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过巨大牺牲的中国农民，则是这种扭曲的社会发展理念的最大受害者。因为自己的农民身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被限制进入那些看起来仅属于工人阶级老大哥的城市，更难有办法在城市安家落户。也由此，他们成了一些城市生活的无足轻重的看客。而尤其可悲的是，一些享受着农民生产的廉价农副产品和众多优厚待遇的“城里人”，不仅对农民兄弟缺少应有的感恩之心，反而视之为低于自己一等的社会负担。对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所谓“盲流”的排拒，乃至于后来“打工仔、打工妹”之类称谓的泛滥，都是一些城市既得利益群体的不恰当的社会心态的集中体现。
《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一书对广州、东莞、杭州、郑州、沈阳、成都等地城市各类新移民群体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分析。立基于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该书对劳力型移民的生计收支、居住状况、工作状况、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社会生活以及心理状况进行了全面而细致入微的分析，这些分析不仅涉及劳力型移民择业时所考虑的“工作前途”“工作环境”以及“社会地位”等宏观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把“失眠”“容易哭泣或想哭”“感觉孤独”等生活当中的琐碎之事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字里行间流露出研究者对这个社会边缘群体的无尽体恤。可以不夸张地说，能够用看似冰冷的社会统计数据来表达其之于研究对象如此温暖的人文关怀的学者，在目前国内学术界似乎是不多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劳力型移民生存状况的研究，或可以认为是《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最触动读者心弦的篇章之一。与此同时，智力型移民——这样一个正在形成的城市新移民群体，也受到了周著的高度关注。对于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群体在从业、收支、住房、娱乐、社会保障、社区参与以及身份认同等方面的调查研究，虽然看起来不如劳力型移民群体细致，但却以其清新的笔调和详细的统计数据，展现了当代智力型移民群体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周著对于经营型移民群体的研究，主要是以比较的方式来展开的，其内容涵括了此一类型移民进入城市的方式与路径以及进入城市后的社会适应与融入等问题，同时还对经营型移民群体的社会网络构建、社会保障、社会流动、身份认同以及社区生活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把各类移民的生存状况进行并置、比较，并以大量的个案资料呈现城市新移民群体鲜活的社会生活，以之形成对城市管理制度的批判和反思，是《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的重要特点。这种把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取向，通过细致的调查统计数据和翔实的访谈资料，全面而客观地描述了处在社会边缘地带的城市新移民在生计上的艰辛状况以及发展上的窘迫之境，直击当代城市管理制度的诸多有待完善之处，体现了著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坦言直陈中国社会问题的学术勇气。
周大鸣教授认为，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之上的各种城市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而附着于户籍制度的各种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二元分割状态，则严重制约了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和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过程。此外，一些“城市人”把城市新移民群体当作“外来人”并视之若城市异类，认为他们没有享受城市优雅生活的权利，这种“城市人”“外地人”“外来人”的界分，充斥着对城市新移民的偏见和歧视，对于中国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为此，周大鸣先生呼吁通过系统的社会制度改革和观念转变，为新移民群体融入城市社会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2](P171～173)他认为，突破对外来人口的单一界定，制定恰当的城市管理政策，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为新移民群体融入城市社会、参与社区管理创造有利条件，增强新移民的城市认同感，建立平等、和谐的城市社会关系，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2](P377～384)
周大鸣先生长期致力于城市新移民问题的研究，其著作多以全面而细致的调查、务实而深刻的理论分析见长。《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秉持了周先生一贯的研究风格，强烈的问题意识、开阔的学术视野、精到的个案分析，使得该书在城市社会问题的众多研究当中独树一帜。作为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周大鸣教授在尽得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州学习、工作、生活，亲历了中国城市新移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这种人生经历对于他的学术研究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深刻的。《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所表达的对城市社会发展问题的种种洞见，在相当程度源于周先生对城市新移民群体的深切理解以及对城市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切身体会。或许，这就是周先生的著作有如此之多受众的缘故吧。
四、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7.92%，而到了1992年，这个比重提升到2.46%。2011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69079万人，占总人口的51.27%，城市化水平首次突破50%。[4]这个标志性的比例，意味着居住在城市或者城镇的人口已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据中国经济网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4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7491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1866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国家统计局：《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是最近三十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
对于在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有着怎样的人生愿景，流动、迁移都只不过是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途径和方式，而不是——也不可能是——生活的全部目标。寻觅适合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融入新的生活环境，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氛围，或可以说是多数移民的基本愿望。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城乡社会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对农民阶层的种种偏见，使得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面临重重困难。
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项重要表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中国城市新移民以及这个移民群体在社会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问题，其实并不只是移民本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社会“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三十多年来，中国城市社会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有效解决绝大多数城市新移民群体的温饱问题，但是城市管理的制度设计以及城市“原住”群体的社会心态，仍然有着许多亟须完善的地方，需要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对于关心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学者而言，如何全面而深刻地描绘城市新移民群体的生存景况，分析造成这种景况由以形成的社会原因，探讨新移民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进路，以匡护社会正义、构建和谐社会，乃是一项艰巨的学术使命。在此意义上，周大鸣先生以及他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表率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2]周大鸣.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3]周大鸣,杨小柳.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一个概念、 一种思路[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69-74页。
[注释]
[1]《周礼·秋官·士师》
[2]《周礼注疏》（卷三五），《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