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钊韬先生诞辰100周年专题(一)丨乔晓勤、廖平原：梁钊韬先生开创民族考古学研究

1981年容庚（右二）与梁钊韬（左一）、贾兰坡（左二）、商承祚合影于中山大学

　　梁钊韬先生提倡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并开创了民族考古学研究方向，这一方向也成为中山大学考古学的研究特色。先生能够走上将考古学与民族学结合，研究中国南方文化之路与他的教育背景和学术道路关系莫大。1935年先生就读于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师从林惠祥教授和郑德坤教授，修读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课程。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之下，梁先生开始了他的即注重民族学资料又从事考古田野工作的学术生涯。1937年先生回到了广州，继续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先后师从杨成志教授、罗香林教授和朱谦之教授。先生后来注重田野调查，长期研究中国南方民族史和对古代巫术的浓厚兴趣，都来源于上述三位学者的影响。

　　1937年抗战爆发后，梁先生随杨成志教授取道桂林入滇，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坚持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在对澂江南面的抚仙湖口地区的苗族、瑶族的调查中搜集了不少关于当地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民俗、歌谣等资料。1941年梁钊韬又追随杨成志教授对粤北瑶山瑶族中的“过山瑶”进行田野调查。虽然调查的时间不长，但所涉及的范围则包括了对瑶人历史、社会、经济、婚姻、家庭、信仰、传说、歌谣、人口、语言等多方面的内容。他所撰写的论文《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民俗》1943年，第2卷）作为整个调查组分工调查的一部分，分析了瑶族宗教的实质，指出瑶族宗教的主要特质“是精灵崇拜，有灵崇拜和妖物崇拜，而并非是道教”。1951年梁钊韬参加了中央中南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到粤北瑶族地区及海南岛等地从事民族调查。1952年他又作为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海南工作组的一员，再赴海南岛，对黎族、苗族聚居地区进行了深入的民族调查。1957年他率领中山大学师生在海南岛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1958年他在广东南海西樵山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7处石器地点，就这一考古发现撰写了《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调查》（《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8年，第1期）、《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对遗址性质的一些看法》（《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0年，第2卷，第1期）等文章，成为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最早的史前考古研究。同年，广东曲江马坝农民在狮子山石灰岩洞中挖出人骨化石，省文管会请梁钊韬鉴定。他依据其古人类学的知识和现场勘查，将其鉴定为古人类头骨化石。后经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和吴新智等先生的进一步研究，将这一发现定性为早期智人的头骨，其年代为距今13万年前。马坝人的发现是华南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

　　通过这些田野工作，梁先生提出，需要利用考古遗物的分布来研究古代民族的族别问题，指出在长江口两岸及江淮流域有古吴族的文化。浙、闽一代则先后出现了越、瓯越和闽越，广东中部有南越、西南部有骆越，海南岛黎族是古越族的遗民。他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对西瓯的族源、濮与莱的关系、濮与船棺葬的关系等展开研究。梁先生认为“濮”与“莱”是古越人的原始自称，其分布的地域比有段石锛和印纹陶的分布范围还要广泛。

　　1983年梁钊韬和张寿祺在《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上发表了题为《论民族考古学》一文，提出，以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与历史文献互相引证、互相补充，对于一些历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更细致的说明就是民族考古学的任务。这一研究新领域的开创和相关的理论、方法论的建设是梁钊韬在中国南方长期从事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和田野工作经验积累的结晶。继梁钊韬之后，容观琼、汪宁生、童恩正、李仰松等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成为当今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来源】中山大学报，2016年6月25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