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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迁移与立足:新移民的城市认同》


  与智力型新移民多在自我认知清晰的情况下向发展空间更大的工作岗位进行主动跳槽不同,劳工型移民的工作更迭有着更为频繁的流动性和无奈的被动性。

  从内地农村流动到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来打工的农民工,既受到农民身份的限制,也要受到作为外来人口的种种排斥和歧视,同时还受城市内部的产业部门分割的差别对待,如公共部门、专业技术部门和政府垄断部门等均因为准入限制而与农民工无缘。劳工型移民虽然身处城市,但只是作为劳动市场分割下的劳动力被引入城市生产空间。

 

  

 

  中国的城市新移民问题正在不断引起国内外学界和决策界的关注。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中,如何实现城市新移民进程与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结合,建立整体性、渐进性的新移民安置政策,将移民视为一种身份和政策的融入过程,为城市新移民提供融入输入地社会的机会、途径和相应政策,是当前解决城市新移民问题的关键所在。

  1.劳工型移民职业的共同特点大都是以出卖体力为主,工作不稳定,甚至是非正式就业,社会认可度低

  劳工型移民是城市新移民中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一种移民类型。以往关于劳工型移民的研究,多以“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或“流动人口”为操作概念。规模性的城市农民工群体兴起于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以后急剧扩大,至90 年代中期达到高潮,目前全国常年跨区域流动着的有8000 多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15%-20%。如此众多的人员涌入城市,既给城市和乡村带来了新的问题,反过来也使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自身的角色转换和城市适应即城市化问题。

  目前学界针对劳工型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输入地角度,对农村劳动力的来源、迁移目的、就业方式、行业职业、收入、工作和生活环境、权益维护及社会网络、适应过程、对输入地的影响等角度进行研究;二是从输出地的角度,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原因、信息来源、选择、方式和外出人员特征、从事行业、工种分布以及外出后对家庭和家乡的影响、个人的现代性习得等方面进行研究;三是从宏观角度,探讨和建构我国农村转移的流动劳动力迁移理论,研究农民外出务工的意义及我国乡村都市化道路的选择等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结构持续发生变迁,尤其是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劳工型城市新移民的城市融入或城市化进程问题日益突出。

  在受访的劳工型移民中,全部来自农村。职业类型中,包括了工地负责人、清洁工、瓦工、宿舍清洁员、矿泉水工人和推销员等。这些职业的共同特点是以出卖体力为主,工作不稳定,甚至是非正式就业,社会认可度低。一种假说认为,在城市中,教育程度越低者越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大都是外地户口,无法与本地市民享受同样的社会福利待遇,社会公平问题突出,社会隔离程度严重。

  2.生活型追求更被劳工型新移民群体中的年轻一代看重,而经济型追求仍然在整个群体中占有相当比例

  有些学者从迁徙动力的角度出发,指出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理性选择”高级化的具体表现是农村人在基本生存安全得到保障以后,其他层次的需要的凸显。

  一项针对新生代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定量调查显示,上世纪90 年代农村人口外出,在考虑赚钱的同时,还把外出务工作为改变生活状态和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其外出动机或目的具有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特点。与第一代相比,新生代的外出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在从经济型转向经济型与生活型并存或生活型,但目前的新生代多数还停留在追求生活型和经济型并存状态,他们还不能从流动人口转变为移民或迁移人口。

  今天,调研发现,生活型追求更被劳工型新移民群体中的年轻一代看重,而经济型追求仍然在整个群体中占有相当比例。

  3.更为频繁的流动性和无奈的被动性,使他们大都在流动中求生存,不引起职业地位升降的频繁流动是劳工型新移民工作和生存的一种常态

  与智力型新移民多在自我认知清晰的情况下向发展空间更大的工作岗位进行主动跳槽不同,劳工型移民的工作更迭有着更为频繁的流动性和无奈的被动性。劳工型移民的职业流动可分为初次职业流动和再次职业流动。初次职业流动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农业劳动者向非农业劳动者的流动,另一种是在非农业劳动者领域内发生的流动。劳工型移民的职业流动的特点有:一是从职业流动的分层结构来看,以水平流动为主,不引起职业地位的升降;二是从职业流动的频率次数来看,呈现出越来越频繁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工作的临时性和就业的非正规性;三是从职业流动的职业机会选择来看,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源积累;四是从职业流动的流动过程来看,缺乏良好的管理体制和服务机制;五是从职业流动的性别影响来看,男性较女性更易于流动,这与文化、用工中的性别歧视和女性生理特征相关;六是从职业流动的职业分布来看,以体力劳动的职业为主。与城市居民的职业流动引起职业地位上升截然不同,劳工型移民的职业流动前后的职业地位相关性也很弱,因而农民工的职业始终维持在较低的层次,一般从事的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低声望、低技术、低报酬的职业。具体分类上,笔者曾将劳工型新移民分为企业工人、散工、农业工和专业人才四种,每一大类还可细分,其境遇各有不同。其中境遇最差的是散工和个体企业中的工人。

  从案例可以看出,不引起职业地位升降的频繁流动是劳工型新移民工作和生存的一种常态。他们因为无法达到正规就业部门用人要求,而往往通过非正式就业渠道进行就业。拉斯特和波特认为,在非正式经济中同样存在着剥削、虐待、有侵略性的企业主与缺乏防卫能力的工人之间的矛盾;非正式就业的工人具有特殊的性质,他们是等级更低的劳动者,工资福利偏低,工作环境恶劣,更容易受到伤害,当然,这一部门也相对容易进入。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可以分为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两种类型。当今中国户籍制度约束下的城乡二元劳动市场和基于职业技能需求等因素形成的两级劳动力市场,共同建构了多重劳动力市场分割格局。由于自身素质和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劳工型移民多处于多重劳动力市场分割格局最为边缘的位置,并难以以个体化的行动对该社会结构产生影响。

  4.劳工型移民作为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推动了城市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步伐

  在当代中国,劳工型移民的生活应当被放置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情境中进行理解。

  劳工型移民作为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推动了城市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但面对来自国家政治经济结构和资本运作逻辑的双重作用,这些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们不但没有发生社会身份的同步转变,反而在城市社会中被隔离出来。他们的城市进入并不是充分进入,而是在多重劳动力市场分割下局限在城市生活的边缘空间,从事一些临时性强,劳动强度大,社会地位低下的工作,成为非正式就业的主体。城乡二元结构与地域差异紧密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强化了分割和隔离。从内地农村流动到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来打工的农民工既受到农民身份的限制,也要受到作为外来人口的种种排斥和歧视,同时受到城市内部的产业部门分割的差别对待,如公共部门、专业技术部门和政府垄断部门等均因为准入限制而与农民工无缘。劳工型移民虽然身处城市,但只是作为劳动市场分割下的劳动力被引入城市生产空间。

  劳工型移民的日常劳动空间与城市社会生活空间也是相对割裂的。居住格局上,劳工型移民主要有三种居住形态,一是在城市中以地缘为纽带的外来人口聚居区;二是城市扩张时期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三是在城市工业区或经济开发区中常见的工厂宿舍,通常与当地社区形成分割的二元社区。无论是处于何种居住空间内,他们在城市中都只有劳动身份,而无公民身份,其社会属性仍然被制度划到农村社会,在城市社会中,劳工型移民大多处于游而不定的境地。其中,当前在多数城市中实行的暂住证制度是造成社会身份分割的重要制度性障碍之一。

  劳工型移民中的散工人群的工作利益和权益是难以有保障的,他们的工资、工作时间和发放工资的时间大部分掌握在雇主手里,因此也就很容易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散工们的医疗和健康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特别是一些危险性较高的职业,如建筑工,他们的工伤出现率比较高,但得到赔偿的几率却很低。所以这部分散工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往往在挣扎中渴望生存。不要讲城市融入和移民,就是城市的基本生存和生命安全都难以为继。

  随着工作招聘尤其是一些体面工作对学历要求的提高和重视,一些挣扎在依靠出卖劳动力维生的生活状态的人希望通过学历来给命运改变带来一些转机,还有一些人在社会潜规则的空当中寻找利益。作为个体的劳工型新移民,无法对整个社会制度与结构进行反抗,但却可以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弱者的武器如“造假”、“混社会”等进行隐藏文本性质的日常抗争。这种基于对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规则的掌握和“钻空子”而略显带有消极意义的个体的行动,并不能带来具有组织性的集体行动,从而改变该群体的生存境遇,况且在劳工型移民群体中,沉默的是大多数。但这些抗争行动的出现,也在启示着我们自上而下视野下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只有结合劳工型移民主体性的自下而上有效动员,才能带来社会分配和劳动制度的结构性变革。

  

  【来源】深圳特区报,2012-07-17(B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