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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陈世明丨从乡村到城市:文化转型的视角——以广东东莞虎门为例

  


内容提要】乡村都市化,带来了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生计模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虎门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巨变,同时,也正经历着深刻的文化转型。外资、亲缘与地缘社会网络、乡村精英、传统的发明、后集体时代的土地资源等曾是虎门乡村都市化的动力机制。都市化需要处理好统筹规划发展与各村自主发展的关系,解决好产业转型升级、新莞人的城市融入、后集体时代集体遗产的延续、乡村都市化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的问题。

】乡村/城市/乡村都市化/文化转型

作者简介】周大鸣,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副主任、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世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

虎门夜景丨摄影:guocgc ,来源丨摄友会


  

  本文从文化转型的视角,以东莞虎门为例,探讨乡村向城市的转型。选择虎门是基于笔者的经验观察和学术研究积累,笔者多次前往虎门,目睹了虎门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第一次是1979年,当时为太平镇,镇上只有两三条狭窄破烂的街道,与一般的小镇没有什么区别。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在虎门进行乡村都市化的课题研究,在虎门镇对南栅、大宁、龙眼等村落进行调查。2000年后,因城市新移民课题、乡村都市化再研究课题等,笔者又多次到过虎门(周大鸣,19961997a2015)

  一、相关概念的讨论与虎门的巨变

  ()乡村与城市:概念与现实

  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1999316)。他指出,中国基层社会“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与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一处居住的集团为单位”(费孝通,1999318)。中国农村具有如下特征:乡土束缚、家族中心、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闭塞的空间、循环的地权、灌溉农业、有机循环、单一经济、复杂的政治结构等(刘创楚、杨庆堃,198971-75)。从传统意义的角度来看,乡村往往具有较为封闭、固定的地理空间,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生计模式,以亲缘关系为主要的社会交往纽带,建立在以家为核心的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另外,乡村还具有一套国家控制之外的民间整合模式,土地神、庙宇等成为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因素。在珠三角地区,很多村落都有自己的土地社。李翠玲(2011)所研究的中山永宁社区,所辖的12个小区(自然村)中共有社坛54座。徐红(2004)用“乡民社会”这个概念来指称古代中国以礼俗和宗法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形态模式,她认为社会价值观念的一元化与恒定化、社会成员主体意识的极端弱化、社会基层组织的门阀化和帮派化是这种“乡民社会”的主要特点。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席卷下,乡村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封闭式地理单元。“流动”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农村劳动力迁移,以及随后出现的“打工妹”、“打工仔”、“农民工”等称呼,无疑都表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联系日益密切。

  周大鸣(1997)认为,与乡村相比,城市则是有着更加多元、开放特质的人类聚落,城市作为一个不同于乡村的聚合体,具有经济角色、政治角色、文化角色和流通角色四种职能。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并展望了远景,在他看来,城市最终的任务是促进人们自觉地参加宇宙和历史的进程,通过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传递和技术的精通熟练,尤其是通过激动人心的表演,从而扩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范围,这是历史上城市的最高职责(芒福德,2005586)。城市(都市)作为一个现代话语,与中国古代“城市”不同,古代的城是指城墙,而市则是人们进行交易的场所。如果说传统乡村社会是一种机械团结,则现代城市社会更多是一种有机团结。在我国,城市、城镇等概念所具体指代的内容略有差异,本文并不在此过多地在概念上细分。本文所说的城市与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或者经济学概念,还是一个更多考虑社会文化因素的概念,包括居民对于城市与乡村的感知与认同。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发生了几次转折。一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响应中央的号召,支持城市的发展,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二是知识青年下乡,城市青年支援农村的建设,但这还只是以城市的建设为中心。三是改革开放后,国家重点发展东部沿海城市,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投入到东部沿海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中。四是21世纪初期,国家开始建设新农村,将大量的财力、物力投入乡村扶贫开发中。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通过工业化等形式快速地获得了发展,“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是其生动形象的描述。珠三角地区以“三来一补”企业最为盛名,通过引进外资,在村内建起了一栋栋厂房,将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转变为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

  什么是城市化?不同学科定义的侧重点不同。地理学侧重的是地理景观、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的变化;经济学主要从产业结构的转变研究城市化,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学关注的是人口的迁移,认为从农村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就是城市化。而人类学对于城市化的理解,更多地关注乡村的生活方式如何转变为都市的生活方式。有人类学学者认为,“都市化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而是指城市与非城市之间的往来和联系越来越密切的过程”(Guldin1992)。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速度缓慢,甚至曾经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不论是东部沿海城市,还是中西部中小城市,都以惊人的速度经历城市化的过程。

  ()乡村都市化:理解珠三角都市化的理论视角

  周大鸣曾在1995年就乡村都市化的研究提出以下观点,“从珠江三角洲的乡村都市化实践来看,乡村都市化不是都市化的终结,而是都市化的开始”(周大鸣,1995)。借鉴前人的研究,笔者将城市与乡村相互影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接触后产生了一种整合的社会理想,既有农村文明,又有城市文明的成分的现象称之为“乡村都市化”。随着乡村都市化而来的是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的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收入水平及结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等与城市逐渐接近、趋向同一。如果从人口来看,一方面是居住在都市中的人增加,另一方面是享有都市化生活方式的人增加;如果从空间来看,一方面是原有都市的扩展,另一方面是乡村的就地都市化;如果从过程看,经历着村的集镇化、乡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国际化这么几个阶段(周大鸣、郭正林,1996)

  从我国的都市化发展路径来看,都市化主要包括原有城市的扩大、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都市化和农村在地都市化。乡村都市化是乡村在地都市化,是我国都市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在珠三角地区,广大乡村凭借自身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借助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通过多方渠道引进外资,在村内发展工业,创造了乡村都市化一个又一个奇迹。笔者认为,珠三角近四十年的都市化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村的集镇化,二是乡镇的市镇化,三是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四是大中城市的国际化。村的集镇化和乡镇的集镇化都可以看作乡村都市化的类型(周大鸣,1997b223)

  ()虎门镇区巨变:从集镇到都市

  虎门位于东莞的西南面,在珠江入海口的东面,南面靠海,并与深圳宝安隔海相望,北接东莞厚街镇,面积约为178.5平方公里。虎门与中国近代历史紧密相关,境内有林则徐硝烟旧址、威远炮台、鸦片战争博物馆等。截至2013年,虎门镇辖30个社区,常住人口为64.42万人,户籍人口为13.06万人,2013年出生人口为5014人,出生率9.59(《虎门年鉴》编辑委员会,2014)2014年,虎门全镇生产总值416亿元,同比增长7.9%,实际利用外资、合同利用外资分别为1.9亿美元、1.3亿美元(虎门镇人民政府,2015)。虎门企业和个体工业发达,以2013年为例,全镇新增企业和个体工商户5332户,总量达到50410户,增长11.8%(《虎门年鉴》编辑委员会,2014)

  今日的虎门镇区,旧时为太平镇所在地。198310月,虎门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并于1985年合并太平镇,形成现在的虎门镇辖区的大致范围。1978年,中国发生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的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工作上来。而在此之前的数月,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正式投产,该手袋厂就位于现在虎门镇区的则徐社区。[]而在19793月,中国农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诞生于虎门人民公社管辖的龙眼村,该企业为龙眼村村民张细从香港回乡创办。为了加强对“三来一补”企业的管理和促进虎门经济的发展,虎门公社于1979年设立对外来料加工办公室(即目前虎门有些社区居委会仍保留的社区机构——“加工办”),该机构负责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并且协助外商办理开办“三来一补”企业的各项事务,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前,都在虎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当重要的角色。[]1981年虎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村各生产队分田到户,农村劳动力得到解放,各村的“三来一补”企业、村集体企业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笔者曾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来到虎门,开展乡村都市化的课题研究,走访了虎门多个村落,包括南栅、北栅、大宁等。当时的虎门镇区,已经在向小城市的形态发展,与1979年笔者第一次来虎门的状况完全不同,那时只有几条破旧的街道,和普通的集镇区别不大。而到了90年代,汽车、商铺、饭馆、旅馆、KTV已经出现在镇上[],这些村落已经具备一般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和条件。以虎门大宁村为例,以前需要去虎门镇上购物,现在可以直接在村里的购物超市买东西,村民都不愿意转为镇上的居民户口了。事实上,在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虎门的都市化发展迅猛,归结起来与“改革”、“三来一补”密切相关。作为全国“三来一补”企业的诞生地,虎门借助“三来一补”企业的发展累积了工业化和都市化发展的原始资本,并在这过程中通过不断自我改革,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开放”、“服务好”等成为诸多外商选择在虎门投资的重要原因。[]

  都市化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包括虎门在内的珠三角地区尤其是东莞市过度依赖“三来一补”企业产生了不少问题,在最近几年的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2008年后,整个珠三角地区开始转型,在“腾笼换鸟”[]政策下,劳动力成本增加,大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开始搬向内地城市或者东南亚各国。因此,虎门也面临产业结构的转型。其中,时装、电商、物流成为新时期产业转型的关键。服装产业是虎门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自1996年举办第一届中国镇级服装交易会至今已经连续举办20届,每届的服交会都凸显虎门服装产业的最新发展动态。以201511月底举办的第20届服交会为例,为期四天的服交会,将时尚融入服交会的全过程,成为虎门服装产业转型的亮点。最近几年,借助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虎门大力发展物流业,各大物流公司、快递公司都在虎门设立分公司、中转站等,以虎门大宁村为例,方圆约5平方公里的村域范围内有包括中国邮政、圆通、亚风等在内的物流、快递公司20多家。物流、服装行业的发展,推动了虎门电商行业走在全国乡镇的前列。[]

  虎门一方面要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另一方面还面临社会转型。与珠三角其他地区一样,如何解决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增强外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成为虎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此,笔者以新莞人的新型社区为例进行简要说明。自2007年起,“新莞人”成为劳动在东莞各地的数量庞大的城市新移民的新称谓。根据对虎门新莞人新型社区——民泰社区副书记的访谈,2009年,东莞市政府在南城、东城、虎门和樟木头等建有大量商业楼盘的地方试点成立新型社区——新莞人社区,虎门也在同年设立新型社区——民泰社区,负责接收新莞人落户虎门,解决户籍问题。民泰社区成立6年,目前社区共有3300人左右,以前入户是根据楼盘所属的社区进行管辖。民泰社区是服务性社区,不用交任何管理费用。社区一般是地方管辖,有经济、政治等功能,如收租。而民泰社区全由政府资助,办公室都是租的,没有社区自身的土地和物业,今年政府拨款40万元给民泰,帮助社区400多个小孩买医疗保险。另外,社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从政府其他部门抽调过来的。[]

  与此同时,常年实行的镇一级行政管辖权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虎门向大都市发展的进程。一直以来,虎门与长安镇都呼吁设立县级市,顺应都市化发展的趋势。2014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虎门成为撤镇设市设区的试点。从行政管理权限的角度来看,这为虎门迈向新型城市奠定了基础。总之,虎门从乡村到城市的都市化发展之路,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延伸和拓展。

  二、村落的终结还是农民的终结?——三个村落的乡村都市化叙事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以法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为背景,分析了欧洲乡村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变迁过程,在他看来,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走向终结,即所谓的小农走向终结。孟德拉斯将农村从事家庭经营、以盈利和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家庭经营体看作一种“企业”(孟德拉斯,200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落的个数锐减。[]李培林通过对广州的石牌村、冼村等40多个城中村的调查研究,把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和故事提炼出来,并形成一个城中村的理想类型——羊城村,分析了村落走向终结过程中的变迁逻辑(李培林,2004)

  ()龙眼:从中国第一家农村“三来一补”企业的诞生地到城市社区

  龙眼村是我国农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诞生地。而今,龙眼社区已成为一个具有都市特征的社区。在3平方公里范围内,生活着将近3千本地居民和超过3万的新莞人。2013年,社区和小组总收入过亿元,纯收入超过7千万元。拥有超过500家的企业,其中外资企业不到30家。龙眼村是一个单姓村[],以张姓村民为最多数。经过30多年的发展,龙眼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农业总产值从197958.8万元提高到1993年的6500万元(李秀国,201568)。在1994年,整个龙眼村的纯利润达到4千万元,是1978年利润的1143(李秀国,2015251)

  ()南栅:村庄里的新莞人

  在超过8平方公里的南栅村落范围内,生活着超过5万人的新莞人,他们分别在这个村里的6个工业区从事制衣、电子、塑胶、五金等工作。虽然在政府的层面上,新莞人的称号的提出是为了促进他们与本地人的融合,但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这些新莞人与本地村民依旧存在隔离状态,形成了新的“二元社区”。笔者曾在10多年前根据珠三角农民工的调查结果提出了“二元社区”,指的是珠三角外来工与本地居民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所形成的职业、收入、居住、地位等的差别,具体来说,即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在同一社区(如一个村落和集镇)外来人与本地人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致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构成所谓“二元”(周大鸣,2000)。骆腾(2009)以东莞增埗村为例,实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都市化而产生的“二元社区”的形成过程,他指出外来工与本地人的关系,从开始的隔离渐变成了融合,但二元社区没有根本消除,并且新的历史时期产生了新的问题。

  新的二元社区,更多的区别在于不同群体的文化认同问题。经过几十年的乡村都市化,南栅本地人通过土地等资源累积了大量的资本,他们日益意识到本土资源和自我认同的重要性,从股权固化到修村史,无不凸显出本地村民的认同强化与文化焦虑。新莞人与20世纪90年代活跃在珠三角工厂车间的农民工相比,内涵更具有多样化与丰富性。新莞人更具有城市新移民的文化意义,不仅包括体力劳动者,还包括各类投资经营者与智力型移民。另外,从政府和社区的层面来说,大量的公共服务已经开始面向社区所有人群,社区服务中心甚至专门开展针对新莞人及其子女的社工服务。“强制办暂住证”到“免费自愿办理居住证”的转变,意味着政府的职能正从管理逐步向服务转变。在南栅的西头旧村等村落旧址,狭窄、破旧的老房子因为百余元甚至更低的月租价格而满足了大量的新莞人居住需求,这些区域已经形成了来自不同省份的新莞人聚居的社区。在这样的新莞人社区里,将会发生怎样的族群互动与文化触碰?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再造何以进行?将会形塑何种新的社区文化?在乡村都市化的推进中,这些社区又将面临怎样的转型?这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与研究。

  ()大宁:从村落自主到国家主导的都市化

  大宁社区位于虎门镇东南方,东面挨着S358省道(107国道),西北有广深珠高速公路出入口,占地面积5.5平方公里。全村共有3个自然村(大宁、博投、江门),包括6个居民小组,共有常住人口2827人,新莞人2.5万人。大宁社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名称发生了多次变化,从大宁大队、大宁管理区、大宁村到大宁社区。根据大宁村村史及对其原村支书的访谈,大宁村[11](当时成为大宁大队)1979年引进了虎门农村第二家“三来一补”企业——大宁毛织厂,开启了乡村工业化和乡村都市化的发展之路。在1985年前后,大宁为了解决农村农田劳动力和工厂用工的矛盾,将两千亩的水稻改了一千多亩为香蕉种植地,解放了村内大量劳动力,后来又继续开挖鱼塘,发展养殖业。在90年代初,大宁开始大规模地建设大板地工业区,并将大宁规划成生活区、工业区和农田区等不同区域,大板地工业区主要占用原来村民不愿耕种的、偏远的山坡地。在90年代中期,大宁已经走在虎门镇乡村发展的前列。而在1979年前,大宁还是一个温饱都难以解决的贫困乡村。通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大宁已经稳步走在了虎门乃至整个东莞地区乡村发展的前列。在乡村都市化的过程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国家与村落两股不同的力量作用于大宁的都市化发展。1978年前后,大宁的村干部就开始四处动员香港的大宁人回来投资,村支书趁着组织香港的大宁人回乡看龙船和吃荔枝活动,积极动员这些乡亲回乡投资。在1979年,大宁毛织厂落户大宁。综观大宁自改革开放到2005年左右的乡村都市化,可以归结为是乡村自主发展阶段,村内所有的规划、决策都与村支书息息相关。当时村干部人数少,村内的道路建设、工业区的建设等,都由村干部组织村民开会决定,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缺席了。大宁通过自身的土地资源、社会网络资源、村干部等实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社区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转变。2005年,大宁按照上级政府的要求,完成“村改居”工作,大宁村委会也变成大宁社区居委会。目前村内有三套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是党工委、社区居委会、经济联社理事会。最近几年,虎门各村基本实现党工委书记与社区居委会主任“一肩挑”,甚至党工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经济联社理事长“一肩挑”的格局,国家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强化。目前,大宁村设有行政办、宣教办、资产交易办、加工办、城建办、城管办、人民调节办、劳动就业服务办、治保会等职能部门,几乎是“虎门镇有什么部门,我们都有部门和他们对应”[12]。以城建部门为例,大宁现在大到道路修建、小到村民建房等,都需要严格按照政府的审批流程进行报批,而大宁城建部门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只有取得政府部门的审批才能开工建设。

  三、动力与机制:虎门乡村都市化

  在虎门乡村都市化的过程中,以下几个因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资。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涌入整个珠三角地区,“三来一补”企业成为东莞乃至珠三角地区乡村都市化的资本积累。改革开放后,外资的流入改变了政府作为城市化主要推动者的传统模式,外资成为珠三角城市化的新动力,它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城镇化的积极性,创建了一种新的城市化模式,即“外向型城市化”(薛凤旋、杨春,1997)。外资在虎门镇区及其各村投资办厂,工厂数量曾超过1400多家,对虎门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1990年,虎门镇共引进资金4.2亿港元,引进先进设备3.2万台(),新建厂房70万平方米,办起“三来一补”企业435家、“三资”企业75家,发展形成食品、服装、工艺、建材、皮革、家具、五金、通信、纺织毛织、电子电器等十大支柱行业,产品畅销香港、欧洲、美洲、东南亚、中东等地,其中1990年全镇工业品创汇达2606万美元,“来料加工”工缴费收入突破1亿港元(《东莞市虎门镇志》编纂委员会编,2010335)。不论是引进全国农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虎门龙眼村还是现在全村经济实力、集体福利最好的大宁村,都曾依靠外资起步。

  二是亲缘与地缘的社会网络。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亲缘与地缘的社会网络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研究都已经讨论过中国的企业借助宗族等传统组织和社会网络进行开拓市场、维持企业的正常运作。在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乡村干部借助亲缘与地缘的社会网络,动员远在港澳台等地方的乡人回乡投资办厂。翻阅虎门各村的有关历史资料,无不提到了当时村干部是如何通过这些社会网络获得外资。这些远在香港的大宁籍人士,不仅在投资办厂中发挥关键作用,还在修建祠堂、捐款建寺庙等活动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在大宁村的谭氏祠堂,供奉着开基祖帷月公,根据村里老人协会的老人谭老先生所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祠堂曾遭受破坏,现在的看到的祠堂是20世纪90年代兴建的。当时他远在香港的兄弟回来捐的钱,祠堂前面的两座狮子,也是他们捐钱购买回来的。又如在20世纪90年代,村里的老人谭润兴发动在香港的亲戚带头捐钱,重修了村里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关帝庙和医灵宫。

  三是村庄精英。作为村庄精英的村干部,在整个乡村都市化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自改革开放到2000年这段时期,包括村支书在内的村干部多为同一批核心干部(不少村干部在改革开放初期时是30多岁的年纪,大约在2000年前后则达到60岁,进入“退休年龄”),虽然村的称谓多次变革,但是村支书一直在发挥核心作用。以虎门某村为例,老书记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成为村干部,在70年代开始作村书记一直到前些年退休(其间,村的管理体制多次变化,如革委会、乡、管理区、村委会等)30年的都市化发展主要由老书记设想、规划和实施的,正如他所说,“当时哪有什么规划、管理部门,都是村干部商量决定的,不夸张地说,这村里每个厂房建设、道路修建都是我一手规划的,甚至道路旁边的树木怎么种、路多宽都是我规划的。”

  四是传统的发明与资源的动员。虎门镇大部分的村落为单姓村,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其他姓氏,而只是说某个姓氏人口数量为某个村人口的绝大多数。事实上,珠三角地区多为这种类型的单姓村。他们以南雄珠玑巷为发祥地,随后迁移到珠三角各地,他们强调自己与水上居民的不同来源。因为不断迁移,逐渐形成了珠三角单姓村的历史与现状。在乡村都市化的过程中,村里的老人组织力量修族谱,与其他同祖先的村落共同祭祖,邀请其他分支的人参加村内公共活动,传统被延续与再发明。大宁村老年联谊会所,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成立的老人民间组织,为一批热心村内事务的老人组成,他们建有自己的会所,负责接待来自不同地方的谭氏宗族的人参观和访问,每年还组织谭氏族人祭拜祖先。他们还与香港的谭氏宗亲会、世界谭氏宗亲会、马来西亚谭氏宗亲会、中国谭氏宗亲会等联系,并发动村民捐款,在南雄珠玑镇动工兴建谭氏祖祠。现任会长谭会长准备将原有每三年一次的祖先大拜与公益活动结合起来,出资聘请专业的文化礼仪公司,将大宁谭氏宗族的历史重新挖掘出来,旨在对当下村集体产生社会和经济效益。

  五是后集体主义时代的土地与村落共同体。土地资源是珠三角从乡村转变为城市的重要资本。在虎门,不少村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出售土地获取发展集体经济的资金,一边开发,一边出租或出售土地给前来投资的老板,获取资金后又进一步开发,以推进乡村工业化和都市化。因为土地资源的有限性,这样的发展路径注定是不可持续的,这意味着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转型。时至今日,虎门26个村改居社区中,拥有未开发土地资源的社区已经很少,甚至有些社区已经没有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大宁村是虎门所有村落中土地开发利用较好的一个村落。在20世纪90年代,各村都在通过土地换资金,将大片的农田开辟为工业区,而大宁村却将整个村落规划为多个功能区——住宅区、工业区、待开发区等,将难以耕种的坡地开辟为大板地工业区。当时并没有出售大量土地,而是选择出售少量土地换取资金后,由村集体统一建厂房,此后,村集体统一规划和统筹土地使用。村民开始享受村集体统一分红,土地成为后集体化时代将村民凝聚在一个共同体的关键因素。土地的集中统筹,促进了一个共同体的延续、强化与更新,村落意识也更加强烈。在2013年,大宁村通过拍卖,成功拍下30多亿元。[13]而今,大宁村依旧还有多达上千亩的可开发利用土地,土地资源的集体统筹规划和开发,让大宁村的乡村都市化道路更加可持续。建立在集体土地资源之上的集体物业出租,如集体厂房、集体宿舍等,让村内各项社会福利开支有了持续的保障,也给大宁带来更加长久的发展。“大宁”一词也成为大宁村民引以为自豪的词。

  四、从农村到城市:文化转型

  1978年以来,虎门的地理景观、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变,正如杨庆堃所说的中国社会正从不变到巨变(刘创楚、杨庆堃,1989)。这与36年前笔者第一次来虎门所看到的景观千差万别,产生了强烈的“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14]30多年的乡村都市化,虎门经历了从乡村到都市的变迁历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文化的转型。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费孝通先生就已经谈到中国面临文化转型,他认为“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已经走上自身毁灭的绝路上,我们对地球上的资源,不惜竭泽而渔地消耗下去,不仅森林已遭难以恢复的破坏,提供能源的煤炭和石油不是已在告急了么?后工业时期势必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已经是个现实问题了。”(费孝通,1997)。文化机制作为社会转型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性逻辑,深刻影响着社会转型的方式,是社会转型的本质,而文化转型则以社会转型为动因和表征,实践着文明进程意义上的变迁(周大鸣,2013a36-40)。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来说,现阶段是一个从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个转变的过程也成为从农业文明向都市文明转化的文化转型过程,相较于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是一个长期、隐蔽的过程(周大鸣,2013b)。赵旭东(2013)认为,在文化自觉观念引导下的中国意识的构建,成为当下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动力基础,文化转型首先是人对自然界态度的转变,即从对自然无所畏惧的探索和利用,转变到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去思考人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文化转型必然要在人心或心态上去做文章。对于文化转型的内涵,他指出,“文化转型对于中国而言,首先意味着一种整体性的世界观念上的转变,即从由于追赶先进而定位于自身为后进的姿态中转换角色,从别人影响我们,开始转变为我们去影响别人;其次,当下中国的文化转型也意味着一种价值观念的转变;最后,是由社会连接方式的转变直接带来的一种主体意识的转变”。

  具体来说,可以从生活方式、家庭婚姻、社会网络、多元族群文化共存、社会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公益六个方面来看乡村都市化过程中的文化转型。在生活方式上,包括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等方面,都已经呈现都市的特点,产品的多样化、消费的便捷性、时空的压缩性、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彩等,与乡村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区别。在家庭婚姻方面,核心家庭已成为多数家庭的形态,特别是受计划生育30多年的影响,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小孩已成为社会常态,自由恋爱已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婚姻对象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村落附近或者镇区,跨省婚姻甚至跨国婚姻已经不再新鲜。传统乡村存在三套关系,即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分别衍生出三套制度,即家族制度、亲属制度和民间信仰制度。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的网络关系以“差序格局”的逻辑不断从“自我”向外推,从乡村转变到都市,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社会,业缘、趣缘等新型社会网络日益凸显重要。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原本的村落人群也会出现不适应感。当前全国各地都盛行广场舞,即使在虎门的各个村里,每到傍晚,村民、新莞人等都会在广场、公园结群跳广场舞,广场舞成为了当下中国老百姓面对剧烈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作出的自我调适。再如,许多村落日益隆重的修族谱、祭祖活动都是村民在面临社会网络遭遇挑战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另外,多元族群文化共存与共生成为文化转型一个重要标志。不同地域、国家、民族的人群聚集在都市,人群的流动不仅使社会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还带来了都市文化的变迁,多样性、多元性和包容性成为现代都市文化的特质。乡村社会历来有国家与民间两种社会整合机制,国家的整合机制主要是指国家行政体系的管理;民间的整合机制主要包括民间信仰、宗族体系等,也就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问题。在乡村都市化过程中,国家的力量日益渗透,正如大宁的乡村都市化从村落自主转变为国家主导,村落原有的文化体系在这种张力中复兴与转型,同时也会出现文化断层与文化真空,乡村社区的社会整合可能会出现问题。最后,在这剧烈的社会与文化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并没有完全消解,在某种程度呈现复兴、强化的趋势,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原样,而是与现代生活、商业与公益紧密相连。

  五、走向何方?——城市转型的人类学视角

  回溯虎门30多年的乡村都市化路程,在为此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化发展模式感到震惊的同时,也需要思索乡村都市化的未来。在这个转型节点,都市人类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切入。

  一是产业升级转型。曾经举足轻重、为虎门乡村都市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三来一补”企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国内民营企业日益占据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在“腾笼换鸟”和“双转移”的宏观政策下,虎门该如何立足原有产业优势和地理区位因素以及人文环境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是当前所面临的关键择决。产业升级转型的同时,要理顺发展历程,要处理好产业转型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

  二是要从“各自为政”到“统筹规划”的转变,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兼容的城市规划问题。包括虎门在内的珠三角地区,在30多年的乡村都市化过程中,以各村为发展主体。当时所有的规划、建设都是各村自行决定与实施,这一方面发挥了乡村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日益明显的缺少大区域视角的统筹规划问题,这给今后更深层次的都市化建设带来挑战。虽然村庄的内部规划较为完善[15],但是从整个虎门来看,城市建设规划仍十分迫切与需要。目前要实现镇级层面的统一规划与建设,各村原有的规划与建设路径将会是最大的阻力。

  三是城市新移民的社会治理与城市融合发展。《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市化。[16]对新移民的称谓从流动人口、外来工到农民工,再到新莞人的变化,显示出城市治理理念与都市环境的转变,“城市新移民”的概念与内涵已经日益被政府管理者和社会民众所认可。虎门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型,离不开城市新移民的劳动与建设。截至2013年,虎门64万的常住人口中有超过50万的非户籍人口(《虎门年鉴》编辑委员会,201462)。数量庞大的城市新移民群体,其城市融入必然会对社会秩序以及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要认识到城市新移民这一群体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包括投资经营性移民、体力劳动型移民、智力型移民等;另一方面,在宏观制度设计层面上要考量城市新移民的特点与现实需求,在微观层面上要重视都市族群文化的融合。

  四是集体主义遗产的延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虎门所在的珠三角地区的不少乡村将20世纪80年代初分田到户的土地再集中起来统一规划和开发利用,而村民则依据集体的收入进行分红,这种现象即为新集体化。这种新集体化并不是人民公社集体化时代的复制,而是融合了全球化、都市化、现代化等因素的新时期的集体主义。笔者称之为集体主义遗产,主要指的是土地资源的集体占有与村落共同体的延续。不论是在大宁或者龙眼,村落的土地资源由村、小组集体统筹使用,土地的占有让村落集体拥有持续的经济收入,集体分红等社区福利日益增强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并强化“我村”与“他者”的区别与边界。从乡村转变为城市,这种集体主义文化并没有因为个体主义的发展而消失。

  五是乡村都市化的文化遗产传统与创新。城市并不只是一个地理单元,还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心。虎门已经从乡村向城市转变,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乡村都市化的发展并不是终点,而是更高水平都市化发展的基石。30多年的乡村都市化,融合了虎门悠久的历史文化、国际化与现代化,虎门形成了具有独特性的城市文化。回溯乡村都市化发展历程,虎门传统的民间文化、百姓智慧与侨乡社会网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既要有乡村都市化文化遗产的延续,又要结合时代特色,吸纳多元文化,自我提升与创新。

  

  原文出处】《社会发展研究》()2016年第20162 1-16页丨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1609期转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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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费孝通文集》(第五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3]《虎门年鉴》编辑委员会,2014,《虎门年鉴·2014》,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4]李培林,2004,《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

  [5]李秀国,2015,《龙眼志:中国新型社区的岭南标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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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孟德拉斯,H.2005,《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1]曲洪淇,2015,《2015年虎门镇政府工作报告》,1125(http://www.humen.gov.cn/html/20150302/42340.shtml)

  [12]徐红,2004,《从“乡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评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13]薛凤旋、杨春,1997,《外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地理学报》第3期。

  [14]赵旭东,2013,《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5]周大鸣、郭正林,1996,《论中国乡村都市化》,《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

  [16]周大鸣,1995,《论珠江三角洲的乡村都市化》,《开放时代》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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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a,“安海与虎门:闽粤集镇的市镇化比较”,《广州社会》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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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

  ——,2013a,《文化转型:冲突、共存于整合的意义世界》,安晓平、徐杰舜编,《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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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乡村都市化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利用外资的四种主要形式,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起步、腾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121822日召开,而太平手袋厂于1978915日正式投产。

  [] 笔者曾向虎门大宁村加工办谭主任请教过加工办的职能、历史与现状。他认为,加工办是旧称,虽然还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但现在都在转型,主要是服务国内民营企业了,包括大宁在内的整个虎门,外资企业都在减少,国内民营企业已经占据绝大多数。以大宁村为例,将近300家企业中,外资企业为44家。

  [] 根据《虎门镇志》的记载,19906月龙泉宾馆开设虎门第一家卡拉OK歌舞厅,同年1226日开业的虎门美佳超级商场为东莞市超市。

  [] 时至今日,虎门常年占据全国百强镇前十位,2007年为全国百强镇第一名,但是虎门镇政府大楼依旧为20世纪所建,甚至下面各村的村委(社区)大楼都比它豪华和气派。

  [] 广东在2008年开始实施“腾笼换鸟”政策,当时将近3万家加工贸易型企业,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聚集在东莞各镇、村。当时广东省同时实施“腾笼换鸟”与“双转移”,“双转移”指的是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

  [] 根据《虎门服装电子商务调研报告》,目前虎门从事电子商务企业及个体约5000家,90%以上为服装类企业。在阿里巴巴1688平台上注册地在虎门的诚信通商家数量有3562家,超过90%为服装类企业,其中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的有523家,超过10亿元的有2家。同时,根据阿里巴巴提供的增长数据估算,2013年全镇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19亿元。2014年,虎门建设的中国电商产业园投入使用,并举办了首届虎门国际电商节。参考新闻报道:《第一届虎门国际电商节今开幕助推服装产业》,来源:http://www.sjfzxm.com/news/difang/20140625/391137.html

  [] 资料来源:2015720日对虎门民泰社区叶书记的访谈。

  [] 1985年到2001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的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一年,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比2000年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详见李培林,2004)

  [] 这里所说的单姓村,并不是说只有一个姓氏,而是以一个姓氏为主导,比如大宁村,谭、张、苏、梁、陈等二十多个姓氏,但以谭氏人数最多,占了六成以上,全村2800多人,谭氏村民达到一千多人。

  [11] 事实上,现在不论是社区干部还是普通村民或者是居住在大宁的新莞人,都依旧称呼大宁为“大宁村”。因此,笔者在这里也倾向于使用“大宁村”。

  [12] 资料来源:大宁村行政班主任访谈。

  [13] 首先,结合访谈村干部获取了有关信息;然后,又参考了新闻报道《万科包揽虎门大宁四宗地,总拿地金额高这31.4亿元》,http://dg.house.sinacomcn/news/2013-09-05/10173544695.shtml

  [14] 传统的人类学多为对异文化的研究,初次接触往往会产生这种文化震惊。然而,随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类学已经逐渐转向本土文化的研究,尤其是都市文化的研究,全球化、都市化、互联网技术等的影响,本土文化也发生巨变。从历史性维度来说,也往往会产生文化震惊,这与原本的用法略有不同。

  [15] 比如大宁村,工业区、生活区等单独分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有了长远的规划;龙眼村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请技术人员制定了村落建设的远景规划。

  [16]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1123(http://www.gov.cn/zhengce./2014-03/16/content_2640075.htm)。该规划对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做出了整体的规划,提出了不少新的思路与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