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讲座论坛

非洲研究新动向:中山大学“中国与非洲的联结”会议简报

来源:本站 | 作者: 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  | 时间:2018-06-27

 

    2018年6月9日清晨,台风“艾云尼”过境之后,中山大学南校区 空气 清新爽朗,树木湿润葱茏。社会学人类学系所在的百年古建马丁堂二楼中厅,汇聚了校内外多位青年学者与听众,围绕“中国与非洲的联结”(Articulating Connections: China and Africa)的主题展开研讨。本次会议由非洲研究中心朱铁权副教授首倡筹划,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陈亮副研究员协助组织。

    会议伊始,朱教授介绍了非洲研究中心的历史与架构,对中心前景作了展望。随后的会议持续一天,分为四组先后进行,依次由中山大学的张文义副教授、谭同学教授(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夏循祥副教授和上海纽约大学的潘美婷博士主持。十位参会学者汇报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观点碰撞中生发新思路,拓展新视野。

(参会人员在马丁堂前合影。摄影:周爱华)

    本次会议主题之“Articulate”在英语中有两个义项:“关联”(form a joint)和“清楚地阐明”(express clearly)。非洲这片古老的大陆与中国的关联,可追溯到郑和下西洋的盛举,乃至于更久远的印度洋贸易。本世纪之初,非洲开始获得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的高度关注,成为一种新的近距离经验。这始于本世纪之初非洲来华人员的飞速增长。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驱动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与个人也远涉重洋,在万里他乡的非洲经营,不断地丰富对非洲大陆的认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活跃于广州这座自古以来连接中国内陆与世界的文化通道的各国非洲移民客商。这一群体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沃土。地处广州的中山大学师生最早开始耕耘这块学术沃土,已经收获了不少果实(如李志刚 2009;许涛 2010 梁玉成 2013;牛冬 2015;周大鸣 2017)。随着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联系拓宽、加深,社会的飞速发展为学界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清楚地阐明中国和非洲之间双向、多维度的关联?如何在复杂、动态的联系中磨砺理论工具?又如何以理论指导实践、并在未来丰富深化种种关联?本次研讨会的设计与主旨即来源于以上这些问题意识。   

  (朱铁权副教授回望过去、展望未来) 

*   *   *

    第一场的演讲者是Brandis大学的讲师Derek Sheridan和上海纽约大学的Cheryl Mei-ting Schmitz(潘美婷)博士,由张文义副教授主持。两位报告者均发挥了人类学“小题大做”的传统,以人类学的经典理论与命题烛照当下。Sheridan的讲演来自于他计划出版的新书《The Art of Not Being an Empire》的一章。基于他在坦桑尼亚为期十七个月的调查,Sheridan将问候(greetings)视为莫斯(1926)所言的带有社会总体性的“礼物”的开端:人类的各种互惠(reciprocity)行为,多以日常问候开始。他观察到在坦桑尼亚做生意的中国人有意无意地无视当地人向他们打招呼。Sheridan指出,在中国这样区分熟人和陌生人的社会和具备超越价值的穆斯林社会中,打招呼具有不同的意义。更进一步地,他将打招呼/忽视招呼之举,与不平衡关系中的工具性算计和历史向度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无视坦桑尼亚人的问候,既出自于害怕对方“乞讨”的心理,也因为中国生意人将国际关系习惯性代入人际关系,认为曾受惠于中国的坦桑尼亚人对中国人有所亏欠。所幸坦桑尼亚华商对上述心态并非没有反思,而这种反思在Sheridan看来,有益于双方发展在地的、良好的互惠关系。潘美婷则通过在战后安哥拉的一家中国建设和贸易公司中担当翻译的经历展开研究。她从一名小腿严重感染的安哥拉老员工与中方经理人员之间的一起劳动争议入手,探讨与“翻译”有关的实践。潘美婷没有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来分析劳资关系,而是指出了争议过程中体现出的半遮半掩的族群的伦理边界(对于工伤的差异对待)、争议双方呈现的地方性(local)和普遍性(universal)叙述方式——时而诉诸于超然的法律,时而诉诸于人情——之间的反复拉锯,以及翻译过程中种种“不可言说”(unsayable)之处。她指出,双方劳动争议过程更趋近于“信任、照顾的亲密关系与背叛、怀疑和伤害行径同时存在”的巫术传统(witchcraft)。

 

(张文义副教授主持第一组讨论)

Derek Sheridan博士就“问候”在坦桑尼亚开展了深入的田野研究)

(图:潘美婷博士对“翻译”的“不可说”有独特的理解)

    第二场会议由担任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的谭同学教授主持,由海润泽咨询公司的程帅和社会学人类学学院的硕士梁炳堃作报告。程帅依据自己在非洲多年的业界经验,提出了一些在非中资企业亟需的研究课题。程帅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驱动之下,“走出去”只是第一步,海外经营环境已经迫使许多中国企业“走进去”,而多数企业尚未具备这样的意识。程帅出,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品牌经营与社区关系需要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在这些方面几近空白。在品牌经营方面,东亚企业(中日韩)在当地的声誉普遍不如欧美企业;此外,中国企业往往需要与在非洲深耕多年的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的同行竞争。海外工程项目一旦投招标落地,即需要与当地发生各种联系,牵涉到跨文化管理等等。遗憾的是,可用的跨文化理论还没有超过1980年代Hofstede的跨国企业管理理论的水平。非洲同样广泛地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距之大远甚中国;而许多企业如果要拓展业务,需要与中小城市或乡村、部落发生联系,但现在企业家往往只满足于在大城市里“搞定”上层人物。同组的梁炳堃汇报了他在埃塞俄比亚一家国有企业的实地研究,部分回应了程帅提出的问题。梁炳堃认为“跨文化”(cross-cultural)的概念有碍理解真实情境下的互动,因为跨文化往往指代的是不同文化的静态比较。而“间文化”(intercultural)概念则比较合适。梁炳堃进一步分析了在埃塞俄比亚的这家国有企业内部的埃塞监理与中国经理之间的互动。通过对以上权力关系之中“礼物”的分析解读,梁炳堃认为间文化情境充满了不确定性(或缺乏信任),而使得“送礼”这一惯习(habitus)受到阻碍。部分原因在于,作为礼物接收方的埃塞人因为缺乏行业经验,更多地依赖于从国外引进的行业标准所提供的确定性,而收受礼物则会损害监理方对于标准的坚持,使其处于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谭同学教授主持第二组会议) 

 

(程帅总经理对海外企业的痛点和需求了若指掌)

(梁炳堃同学在埃塞俄比亚做海外民族志,他的许多感受经历都将写入硕士论文)

    第三场会议由夏循祥副教授主持。来自浙江师范大学的Hodan Osman Abdi(和丹)博士以流畅的汉语讲述了她对尼莱坞(Nollywood)电影的研究。因为制作成本低廉,发行方式灵活,尼莱坞电影风行尼日利亚、非洲,成为继好莱坞、宝莱坞之后的电影业的奇迹(发行量甚至超过宝莱坞),并随着非洲离散(African diaspora)遍布全球。尼莱坞电影的崛起,固然离不开那位首次将卡带从台湾带到家乡、并以低成本制作情景剧(melodrama)的尼日利亚商人;但和丹通过文本分析,将第一部情景剧《生活的束缚》(living in bondage’)嵌入转型中的尼日利亚社会之中,认为情景剧再现了尼日利亚社会转型(失业、贫富分化)中人们所面临的焦虑,并以充满宗教意味的叙事,让那位把自己出卖给撒旦的主人公重新得到救赎。和丹认为,尼莱坞电影在离散人群中也扮演了类似的作用:在华非洲人通过观看尼莱坞电影应对或缓解自己在中国面临的压力。与尼莱坞相比,第四场的Patrick Adonoo则强调教堂凝聚来华移民的作用。随着来穗非洲人的增多,广州海关和各级政府的管理压力也持续增加。加纳是仅次于尼日利亚的以英语为通用语言的族群,但在中国没有使领馆可以求助。Patrick通过对加纳教会的研究,认为海外教会(相对于加纳本土而言)提供给加纳人社交的场所,从中可以获得商业、住宿信息,避免商业陷阱,并且教会发挥着规范行为、调解商业与婚姻冲突的功能。同时,加纳教会也开展了一些文化、音乐活动,邀请中国人参加,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在讨论环节中,Patrick认为,这些正面的社会功能和努力也需要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

(夏循祥副教授主持第三组会议)

(和丹博士的汉语至少是省电视台播音员水平)

    接下来,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李蔓莉报告了她对非洲移民(男性为主)与中国人(女性为主)的相恋、婚姻与社会融入的研究。李蔓莉认为,职业接触、语言能力、外贸活动、异国气质构成了跨国恋爱中彼此吸引的前提条件。中非跨国婚姻颇具特色,往往是跨国资本(男性)与在地资本(女性)的结合,造就了“游牧式”的婚姻模式,并且杂糅了夫妻双方殊异的宗教信仰、消费观、亲密观。种种差异形成了中非婚姻五彩斑斓的光谱,有时埋下了婚姻内部冲突的种子,有时也为婚姻注入了稳定性。而以这些家庭为核心,也形成了特殊的“中非(婚姻)圈”。有些中国伴侣通过介绍更多的中国女性与非洲男性结合而扩大,也有的中国伴侣拒绝进一步卷入这新形成的社群。在广州,这些跨国商贸往来中产生的婚恋已经产生了为数不少的第二代。中山大学的黄柯劼博士及时跟进这一现象,用种族化视角来研究在穗中非混血儿身份认同。研究发现,这些中非结合的家庭在中国往往遭到排斥,形成一个比较封闭的圈子。在中国,虽然大规模接纳移民的历史尚短暂,但已经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种族化”过程。这一过程是“我族-他族”本质化、血统化与外婚制的叠加。此种种族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结构性的排斥,对下一代的社会化与种族、国族认同也带来了多重干扰甚至内心的冲突。与他们的非裔父母一方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和未来发展计划相似的是,孩子们的非洲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位的。孩子们会不断地问自己:我是黑色皮肤的非洲人吗?还是在此地长大的中国人?以上现状对于中国将自身建设成为有特色的移民接受国具备启发意义。 

 (李曼莉的报告让我们领略了社会学人的方法论的严谨)

(黄柯劼博士关于中非混血儿的报告体现了学者的深切社会关怀) 

    在最后一场由潘美婷博士主持的分组讨论中,来自中山大学的Khalfan Bini Ahmed(海帆) 、陈亮博士和Patrick Adonoo(见上节)分别作了发言。肯尼亚海岸是东非海岸(又名斯瓦西里海岸,从今索马里延伸到莫桑比克)的一部分。肯尼亚海岸的古聚落的发掘成果显示,虽然中国的石器和瓷器很早就被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带到东非海岸,但中国瓷器通过常规化的远洋贸易被带到东非始于九世纪。这些青花瓷、龙泉瓷不但被用作清真寺建筑和富商巨贾墓葬上的装饰,也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流传保存至今。陈亮博士报告了他在埃塞俄比亚阿法(Afar)地区的实地调查。该地区也是人类始祖Lucy发现的地方。研究发现,即便如Afar这样由于地理气候原因,族群、语言比较封闭的边疆地带,也受到了20世纪以来数波现代化的影响。由国家与外国资本合力修建的从埃塞首都到吉布提的一条公路,正潜在地影响改变阿法人的社会组织与信仰。与游牧和部落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占星术、萨满知识(Ginnili)和部族权威,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结合两位的演讲,我们可以认识到,道路系统、海洋贸易线改变人类生存条件与文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潘美婷博士在主持第四组会议)

(别再去看“动物大迁徙”了;海帆带你去看肯尼亚海岸的青花瓷)

(陈亮博士报告在埃塞俄比亚的调研) 

Patrick Adonoo的演讲清晰有感染力)

(印度洋海上商路,转自Khalfan演讲的幻灯片,可以看出广州港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以上十位演讲者的精彩演讲和他们与听众的积极互动,为非洲研究的推动带来了宝贵的思路。以下是笔者对于会议讨论的一些初步归纳与思考。第一,这些研究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中非之联结的发生,实际上是嵌入在更大的历史转型与空间跨度之内的。中非两地在空间上的联系,如考古、人类学、社会学所揭示的那样,一直有赖于跨印度洋的商贸圈:在过去,瓷器的交换有赖于阿拉伯人与印度人中介;在当代,依据Adams Bodomo的说法,非洲商人在新世纪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前广泛活跃于东南亚国家,而现在广州和义乌,根据笔者的观察,已经出现了不少来自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商人;在非洲,印度洋沿岸国家在非洲经营的历史更为久远,与中国企业并存,形成了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那么,是否应该跳出中非看中非,从而使中非之关联更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从历史上看,非洲与中国同时经历了现代性、城市化、技术革命的转型,有关阿法地区的道路交通、尼莱坞电影文化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研究的积累与经验,完全可以迁移到对非洲本土的研究上(遗憾的是,互联网技术的讨论在本次会议中是阙如的)。此外,还必须考虑到非洲与中国关联的历史特殊性:两者在近代历史上都是受到殖民主义影响。毛泽东时代“三个世界”理论的中非关联,与当下的中非联系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是什么,是否能引起我们的思考与探索?除了Derek的演讲,本次会议似乎并未深涉这一领域。第二,如何纳沧海为一粟,在各个关联的节点上开展“接地气”的经验研究?十位演讲者为我们竖立了一些路标。首先,他们研究的场所包括企业、市场、电影院、部落,涉及劳动、商业、婚姻、家庭、信仰等诸多人类生活的基本方面,进入研究的渠道也多种多样。从研究路径上说,从微观的情境,延伸到这些情境所涉及的结构与历史,进而反思自身,当是上佳的策略。其次,仅就社会学与人类学而言,存在学科范式的殊异,抽象的方向也有所不同。社会学学人更倾向于从外在的结构视角出发,从而聚焦于个体如何通过信仰、家庭等要素实现整合,而人类学更多地从个体和人群的主体视角出发,呈现的是研究对象对语言(translation)、交互性(reciprocity)、叙事(narrative)、物质性(materiality)的思考。但是这些差异既不妨碍各学科对某些话题的共同兴趣,也不会导致他们各自得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和结论。至少,我们发现,在一时一地的族群互动过程中,整合(integration)与断裂(rupture/breakdown)是同时存在的;不仅存在于中国广州的各个角落,也存在于安哥拉、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的企业与集贸市场中。因此,学科之间的交互参照有利于我们迅速形成对一些问题的共识。第三,在中非联结的框架之下,许多与会者在讨论时指出,有些在地的研究可以做一些空间上的适当延伸。例如对于中非混血儿受到的歧视问题,他们在非洲也会受到歧视吗?加纳在广州的教堂与加纳本土的教堂一样吗?尼莱坞本土的电影与非洲离散人群所观看的电影题材和叙事一样吗?

     最后,中非之联结,正如演讲者所共同呈现的那样,发生在一个高度流动的全球社会当中。中非之联结通道,既是物质财富积累的通道,也是文化、思想的滥觞。广州,作为中国历史上多次海禁中,唯一保持对多国开放的通商港口,如今更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城市,也籍此成为联结中国内陆与世界的文化通道。要汲取学术源头之活水,恐怕也离不开依赖于对这种流动、开放的时代大潮的把握。“中非之联结”的学术研讨成果,如何反馈给社会、企业、国家、世界,并获得学术的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资源、形成良性循环?殷切期盼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可以加入我们的讨论和共同的事业。

 

 

(作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陈亮副研究员;黄柯劼博士亦有贡献)